今人怎么对待前人，能给我们后人如何对待我们的一些暗示和安慰。就好像，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活着的却非常注重事后的仪式，就是要竭力继续在活着的人当中宣扬，人的一生并不是虚无的。

同理，人类文明的发展埋葬了很多文化形态，但我们同时看到了人们会自发地研究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今天的人不再依赖钻木取火，但我们仍然知道，远古时期人类是怎么生火的。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大学”这种东西的消亡。

在以往，大学类似一种“知识入口”，像图书馆、期刊数据库、教授、实验室等，普通人如果不进入大学，很难系统接触到这些东西。

而现在，知识能够围绕任何一个人的具体问题即时地组织起来。以前学习是按学科、课程、教材、学期来组织，但现在完全可以直接零基础地从“我要解决什么？”出发，就能GPT模版式地得到一串：“需要哪些概念？哪些资料可信？哪些步骤可行？哪些地方有争议？如何验证？”的答案。

很多我们以前认为的“新知识的生产”，实际上也无非就是已知原理推出一些新结论，在已知规则空间里探索，组合、去噪和优化。

人类做这件事是很慢的，所以以前这样的劳动也被认为是“高级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很多博士训练，其实就是把一个人训练成某个狭窄领域里的高级搜索过滤器。这些都完全可被机器代替，连沦为服务业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机器可以做成芯片植入。

那种基本原理的突破，诸如量子力学、宇宙学等探索知识的边界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极耗能实验的地步了。针对这些需求，未来也许只会保留“大科学装置”，比如粒子加速器、空间站、核聚变站、超算中心等，不再需要搞这么多大学。

现在的大学已经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纯社会机器，满足的是筛选人数、延迟就业、消费力阶层再生产等等，纯粹满足国家对青年的管理需求。人们早就不再为了获得知识而去上大学，而是获得身份、人脉、合法性和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成长仪式而去上大学。

而这些功能，完全可以换个不那么令人误会的名称。洪堡式的大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就好像钻木取火那样，它应该走进博物馆了。

匠人式的手动科学研究按照非物质文人遗产，只保留一些具有“展示功能”的“手艺人”，无非只剩下人类学意义；它证明人类曾经试图亲自理解宇宙，而不是只接受机器给出的答案。

我们抱怨大学已经很久了。抱怨它从来不是围绕本科教学来建设的；抱怨即便是科学研究，也越来越沦为形式主义和KPI驱动。与此同时，我们又很清楚，大学本身并不独立，这并不是大学层面所能改变的事情。

一个几乎已经写在明面上的事实是，在中国，高校政策常常被同时当作教育政策、产业政策和就业缓冲器来使用，而不只是为了追求大学理想本身的制度建设。

从一开始，扩招就主要不是为了建设某种理想中的高等教育，而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紧接着就是硕士和博士扩招、学历倒挂。这些更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硕士和博士原本意义上需要这么多人，而是被公开讨论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办法。

科学研究的KPI化也是如此。它当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治理技术。项目、论文、帽子、奖项、考核、排名，这一整套东西，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让知识生长，而是为了让人变得可统计、可比较、可筛选、可驱使。

所以，大学长期以来就是被国家拿去做宏观调控的。大学被当作国家治理和发展工具，而且越来越纯粹地被当作这种工具。

作为高校教师，我每天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无法忘记这一层荒凉的底色。他们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先被当作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对待的，而是被当作国家素材，被作这样或那样的安排，被输送、被筛选、被编码、被消耗。

本来，每一个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天然带着好奇和追问。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这种渴求，反而总是在用一种极端露骨的应试逻辑去阻断它。它不仅否定了好奇心的意义，还直接把“做人”的价值贬低为“满足外界需求”的能力。

而现在，这种中小学教育的异化，已经全面蔓延到了大学。随着本科教学一步步糜烂，高等教育的理想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教育则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败坏：师生双方其实都已经看穿，所谓学术，很多时候不过是KPI、绩效、帽子和权力游戏的包装。所谓“学术问题”，往往是硬编出来的：对上，是为了弄到项目；对中，是为了营造圈子；对下，是为了PUA研究生替自己卖命。

更令人绝望的是，个人的清高选择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高校教师这一岗位，本身已经被结构性地无聊化了。今天你听说一个人是高校教师，几乎立刻就能猜到他不过两种形象：要么清高而无用，要么就是上述那种鸡鸣狗盗之徒。

你实际上是被雇来扮演一个名叫“高等教育”的主题公园里的NPC。问题还不只是你在扮演，而是你甚至不能向社会明说自己只是在扮演，不能因此获得哪怕一点作为NPC应得的理解和尊重。你只能像一个下了班却还穿着戏服、还留在角色里的演员那样，被人当成招摇撞骗之徒，被鄙视，而且是结构性地被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