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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人怎么对待前人，能给我们后人如何对待我们的一些暗示和安慰。就好像，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活着的却非常注重事后的仪式，就是要竭力继续在活着的人当中宣扬，人的一生并不是虚无的。

同理，人类文明的发展埋葬了很多文化形态，但我们同时看到了人们会自发地研究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今天的人不再依赖钻木取火，但我们仍然知道，远古时期人类是怎么生火的。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大学”这种东西的消亡。

在以往，大学类似一种“知识入口”，像图书馆、期刊数据库、教授、实验室等，普通人如果不进入大学，很难系统接触到这些东西。

而现在，知识能够围绕任何一个人的具体问题即时地组织起来。以前学习是按学科、课程、教材、学期来组织，但现在完全可以直接零基础地从“我要解决什么？”出发，就能GPT模版式地得到一串：“需要哪些概念？哪些资料可信？哪些步骤可行？哪些地方有争议？如何验证？”的答案。

很多我们以前认为的“新知识的生产”，实际上也无非就是已知原理推出一些新结论，在已知规则空间里探索，组合、去噪和优化。

人类做这件事是很慢的，所以以前这样的劳动也被认为是“高级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很多博士训练，其实就是把一个人训练成某个狭窄领域里的高级搜索过滤器。这些都完全可被机器代替，连沦为服务业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机器可以做成芯片植入。

那种基本原理的突破，诸如量子力学、宇宙学等探索知识的边界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极耗能实验的地步了。针对这些需求，未来也许只会保留“大科学装置”，比如粒子加速器、空间站、核聚变站、超算中心等，不再需要搞这么多大学。

现在的大学已经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纯社会机器，满足的是筛选人数、延迟就业、消费力阶层再生产等等，纯粹满足国家对青年的管理需求。人们早就不再为了获得知识而去上大学，而是获得身份、人脉、合法性和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成长仪式而去上大学。

而这些功能，完全可以换个不那么令人误会的名称。洪堡式的大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就好像钻木取火那样，它应该走进博物馆了。

匠人式的手动科学研究按照非物质文人遗产，只保留一些具有“展示功能”的“手艺人”，无非只剩下人类学意义；它证明人类曾经试图亲自理解宇宙，而不是只接受机器给出的答案。

大学老师连NPC都不如

我们抱怨大学已经很久了。抱怨它从来不是围绕本科教学来建设的；抱怨即便是科学研究，也越来越沦为形式主义和KPI驱动。与此同时，我们又很清楚，大学本身并不独立，这并不是大学层面所能改变的事情。

一个几乎已经写在明面上的事实是，在中国，高校政策常常被同时当作教育政策、产业政策和就业缓冲器来使用，而不只是为了追求大学理想本身的制度建设。

从一开始，扩招就主要不是为了建设某种理想中的高等教育，而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紧接着就是硕士和博士扩招、学历倒挂。这些更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硕士和博士原本意义上需要这么多人，而是被公开讨论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办法。

科学研究的KPI化也是如此。它当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治理技术。项目、论文、帽子、奖项、考核、排名，这一整套东西，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让知识生长，而是为了让人变得可统计、可比较、可筛选、可驱使。

所以，大学长期以来就是被国家拿去做宏观调控的。大学被当作国家治理和发展工具，而且越来越纯粹地被当作这种工具。

作为高校教师，我每天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无法忘记这一层荒凉的底色。他们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先被当作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对待的，而是被当作国家素材，被作这样或那样的安排，被输送、被筛选、被编码、被消耗。

本来，每一个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天然带着好奇和追问。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这种渴求，反而总是在用一种极端露骨的应试逻辑去阻断它。它不仅否定了好奇心的意义，还直接把“做人”的价值贬低为“满足外界需求”的能力。

而现在，这种中小学教育的异化，已经全面蔓延到了大学。随着本科教学一步步糜烂，高等教育的理想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教育则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败坏：师生双方其实都已经看穿，所谓学术，很多时候不过是KPI、绩效、帽子和权力游戏的包装。所谓“学术问题”，往往是硬编出来的：对上，是为了弄到项目；对中，是为了营造圈子；对下，是为了PUA研究生替自己卖命。

更令人绝望的是，个人的清高选择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高校教师这一岗位，本身已经被结构性地无聊化了。今天你听说一个人是高校教师，几乎立刻就能猜到他不过两种形象：要么清高而无用，要么就是上述那种鸡鸣狗盗之徒。

你实际上是被雇来扮演一个名叫“高等教育”的主题公园里的NPC。问题还不只是你在扮演，而是你甚至不能向社会明说自己只是在扮演，不能因此获得哪怕一点作为NPC应得的理解和尊重。你只能像一个下了班却还穿着戏服、还留在角色里的演员那样，被人当成招摇撞骗之徒，被鄙视，而且是结构性地被鄙视。

香港人的优越感是怎么形成的？

香港人的针对大陆人的优越感基础是分阶段的形成的复杂体系。由早到晚，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

最早的事实基础，是同一时期香港历史和大陆历史的交集。在大陆处于“左”的狂热年代，香港发生过类似前几年的那种“乱港分子”运动。按照阶级史观，那批“乱港分子”是“进步”的，受害者和镇压方则是“反动”的。我们的历史书写者兴许会解读为：“虽然这场运动失败了，但是促使殖民政府重视香港本土华人的有效管治，发起了一系列改良，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香港社会暂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但是在香港本土的历史书写，认为这批人就是乱港分子。就算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所造成的社会创伤和教训是不容忘却的。它提醒香港人警惕从大陆渗透过来的“左”的狂热，揭起了研究和批判大陆的路线的热潮，比如很多伤痕文学的流行。这种因素给香港人贡献了一层对大陆人的道义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这种因素在1989年又加深了一层，但这估计可以归类为“境外媒体污名化”的结果了，因为事实本身如何是值得另说的。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跟香港人亲不亲英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直接来自大陆对香港的影响。

当然上世纪60年代，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都是普遍的现象。说香港产生这些运动就是因为大陆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这些左派不是从大陆来的，只能说它的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是大陆。而且，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各自对自己60年代的这些运动的历史书写都是比较平衡的，既肯定了它们对社会改良的刺激作用，又会反思暴力的伤害。

后来香港进入“经济起飞”的年代。庸俗的“看不起穷亲戚”的优越感，实是人之常情，所以得以流行起来。后来的大陆人“带小孩公共场所小便”“过马路冲红灯”“不排队”这类歧视，也可以归类为“穷亲戚”因素，因为按照“仓亶实而知礼节”，这些属于等人们有钱了自动会变得文明的因素。当时的一些善意的香港人自己也是这么期盼的。而且有很多当时的香港人在大陆还有不少具体而言的穷亲戚，所以他们会给内地家乡捐钱捐学校，主要都是基于“乡情”，所以捐的都是自己老家的。内地也很接受这种落差，校园歌手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代表着当时内地人对香港这种先进的朦胧而坚定的承认。而香港这边，《表姐，你好嘢！》这个电影，是属于非常善意的例子了。有趣的是，内地公安有特异功能这个梗，是香港电影常用的梗，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钱学森在内地主张过一阵子，香港人听内地人讲得比较多造成的。

国安法落地之后，我发现香港人之中，除了上述两类优越感之外，还有一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是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无关的社会文化上的。这也是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发展说明了，大陆的有些文化，是不会因为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必然与西方趋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沮丧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首先就是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已经很小了，所以“穷亲戚”变成了“强国人”。其次，能归类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在今天都不得不解读为“媒体歪曲”、“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反正也归类为前文说过的第一种因素了，随着国安法落地、去殖民地化和身份认同感教育，也会转化掉。剩下的一些就是那些，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未见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俨然“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文化或做法，是香港人不接受的。我很难具体地举出，到底哪些属于这种因素，但暂时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低人权优势。一种对996的、不强调work-life balance的、内卷的、不尊重个人的、小镇做题死记硬背的、封建家长式的（中央vs地方、给香港输水输电香港要感恩的“孝”文化）、明规则+潜规则的乃至出尔反尔的、低效、口号、运动、形式主义的、文化审查的、通过撒钱弥补落后的文化影响力的综合反感。而香港恰好在这些特点的反面形成了本土特色（996除外吧）。这些据我观察是就算去香港殖民化了，经济落后大陆了，穷人（港灿）比大陆多了之后，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来源，因为眼见的未来，这些大陆文化的消失要以大陆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这部分优越感，只会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而加强。

当然，香港人今天看到的大陆，仍然跟我们所知道的是不一样的。香港媒体有强烈的本土倾向。针对本土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报道总是以乐观收尾。《铿锵集》深挖香港本土社会问题，跟《焦点访谈》深挖全国各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都是等这个社会问题有一些正面的动作——无论是NGO团体的出现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之后，再搞，以便报道的末尾能抛出来，给人一种乐观的、对社会有信心的基调。但《铿锵集》《新闻透视》或《星期日档案》对内地问题的报道就没这么多余的善意了，这就好像央视的《环球视线》或者《国际观察》似的了。这种倾向的背后根源是深远的。我只能说一种情感：一个爱国的新闻媒体，当然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让国家更好。报道国家的社会问题，就决不能产生让人民恨国的效果。香港的新闻媒体只是把“国”换成了“港”之后的做法，情感上则是相通的。

我还是希望，当下的两地人视对岸的人为人际交往意义上的“好人”，而不要视为“坏人”。这是应该能在这一代人之内解决的。尽量记得对方的善，而搁置对方的恶。比如，我们多想想香港人在内地在洪灾、地震时的捐款；而香港人则能否试图把内地红十字会归类为“一小撮”内地人？因为内地报道已经只集中在郭美美一个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