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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st

署名地址的作用是在于邮寄

发现有的人看到饶毅老师写博客表现出的执拗或虚伪之后就说他做的科研也“不见得”怎样，就觉得中国人还是不习惯接受个性，不习惯一个坏人在某方面特别好。电影《Catch Me If You Can》就讲述了Frank Abagnale, Jr.由于盗亦有道到登峰造极而被招安的故事。所以千人计划把饶毅老师招回来不代表他是圣人。假如千人计划只能招圣人那反倒搞笑了。

最近饶老师在署名问题上感到苦恼。我觉得大可不必。除非饶老师承认这事关政治，否则，署名地址的作用本仅在于邮寄。不管台“国科委”怎么将此问题政治化，作为“不关心政治”的人，饶老师只需考虑地址是否妨碍邮寄即可。一切超出此范围的考量都难免带有“政治化”的嫌疑。

香港和澳门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台湾就算有一天回归，只会比香港和澳门更加一国两制。香港人发表文章尚且不需要非写HKSAR不可，光写个Hong Kong不写China，没人会认为香港独立了或者该作者支持港独了。这是因为香港的地位不是靠也无需体现于地址写法上。菲律宾什么的，要占南沙什么岛，但若是寄信寄到岛上，写China还是写Philippine能寄到呢？写Taipei, Taiwan也完全可以被错误地理解为台湾回归了啊，因为已回归的香港是署Kowloon, Hong Kong的。因此饶毅教授在这件事情上较真逻辑的当前版本显然未经三思。

Wikipedia.org对“一中各表”的介绍如下：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简称为一中各表，是两岸基于各自法律文件对“一个中国”做出各自表示；大陆的说法叫“各自表述壹个中国原则”，也称“各表壹中” 。在双方都承认壹个中国的前提下，双方可以以两种不同表述方式。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表述。

1992年8月1日，中华民国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的叙述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海协会负责人随即对国统会的决议文作出回应指出“它表明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壹个中国涵义的理解” 。该负责人也重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

关于“科学家有没有国界”的问题，我很早很早以前已经谈过了。

Cox-Merz rule：表观的普遍性和理论的普适性

ResearchBlogging.orgMead, D. (2011). Analytic derivation of the Cox–Merz rule using the MLD “toy” model for polydisperse linear polymers Rheologica Acta DOI: 10.1007/s00397-011-0550-5

前段时间，我导师给过我一篇流变学实验的稿子帮忙审一下。文章是在比较Giesekus和PTT两个模型，实验体系是一种多糖高分子水溶液。其中作者对样品是否符合Cox-Merz规则进行了一下验证，发现低浓度的样品符合规则，高浓度的样品就不符合，一般性地进行了一下解释。我发现这篇稿子完全照着已发表的J. Rheol.论文来做的，只是实验体系从一种多糖高分子换成了另一种多糖高分子。而且我审的稿子没有把J. Rheol.的工作都模仿做全，掉了几个重要的实验，又想试图下J. Rheol.论文所下的结论，因此就显得缺乏支持。

不过，在这里我主要想讲关于Cox-Merz规则的问题。拿个样品试试Cox-Merz规则是很过时的做法了，因为这样的实验报道已经非常多。而且经验上什么样的样品会符合Cox-Merz规则，什么样的样品则不符合，已经比较清楚。理论上，各个高分子本构模型是否符合Cox-Merz规则也早就有结论了。所以，今天再拿一个样品来做实验，无论结果符不符合Cox-Merz规则都没有新意。因为你总能找到个在致的解释，也能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本构模型来拟合一下。所有这些都超不出目前的认识水平，也深入不到实质。

所谓深入到实质其实就是想把现象给结构联系起来。像Giesekus、PTT这些模型由于是半经验模型，无论它们符不符合Cox-Merz模型，都没深入到实质。目前高分子体系唯一的first principle模型是基于Doi-Edwards的reptation模型（DE）。最原始的Doi-Edwards模型却不能预测Cox-Merz rule，这跟实际观察到的Cox-Merz rule的普遍性相悖。近年来大家不想再拿“实际样品常常是多分散的”作为借口来解释实验与DE模型的不符了，因此引入了convected constraint-release（CCR）和contour length fluctuation（CLF）两个因素，成为了最近重燃传统高分子物理希望的热门话题。CCR帮DE解决了很多尴尬，尤其是真正的大幅形变（即流动）情况下的尴尬。1996年Marrucci在J. Non-Newt. Fluid Mech.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了，要使DE符合Cox-Merz rule，需要考虑CCR。本文所引用的最新文章（见开头）采用了1996年之后进一步发展的分子模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诚然，这对于高分子流变学的结构理论研究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Cox-Merz的普适性并不仅限于高分子体系。而且，一些不符合简单Cox-Merz规则的样品被发现能符合所谓“推广的（generalized）”Cox-Merz规则。

流变学本身是一个宏观尺度的现象学。因此，为流变学结果建模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是要从分子尺度开始，因为这要跨越好几个空间尺度。当前的流变学实验方法所覆盖的松弛时间尺度也不窄，尤其是随着“微流变学”（microrheology）方法的兴起，1010s的跨度不成问题。对于很多“慢”的体系在太短的时间里是非平衡态，在长时间里往往有新的现象出现，这对理论建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难了一点。最难的地方，就是在流变学上经常看到跨体系的普适性。例如Cox-Merz规则，它在某些聚合物和某些分散体系中都适合。你通过比如说CCR解释了聚合物体系为何能出Cox-Merz规则，对于解释为何分散体系中也有此规则一点贡献都没有。假如说对两种体系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各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解释，但是这两种理论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的话，那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说这两个理论并没有成功？否则，物理学家就不会再致力于统一四大基本作用力了。

因此，我认为目前在Cox-Merz这个话题上有意义的讨论应该是去解释它的跨体系（非）普适性。流变学行为对样品的化学结构不敏感，只对样品的几何和粘弹性结构比较敏感。可是，凡是从topology出发的模型总是被认为是半经验，非要从具体体系出发的理论才觉得有结构基础。对于聚合物，总要从蛇行开始；对于分散体系，又总要从硬球开始。为了有望给出Cox-Merz规则跨体系普适性的解释，至少这两种体系的理论发展到了一定空间尺度要“殊途同归”才行。

广东稻米往事

网上很容易搜得到什么“六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作文民风民俗400字”之类的关于各地饮食习惯的资料。到底以面食为主还是大米为主估计主要是决定于当地哪种东西比较好种，因为古时候粮食运输不像今天这么自由。我是广州城里人，在我印象中天天吃白米饭在旧时是不常见。广东农村应该主要是把米煮成粥，里面加番薯一起煮叫“番薯粥”，就点萝卜干作为三餐的主食。只有县城大户人家才天天煮白米饭，仆人先要把主人一家老老小小的饭和菜全部做好，盛在玲珑瓷饭碗中。工人和主人要分开吃，工人吃的跟主人当然也不一样。网上搜到一篇文章说“广东人”，其实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专指广州老城市民：

人所共知，广东人日食三餐都以大米为主食。所谓“北人嗜面、南人嗜饭也”。此种饮食风俗习惯，是由广东农业耕种以水稻为主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

广东地处南疆边陲，属于亚热带气温区。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足，“民以水田为业（宋王象《舆地纪胜》）”，稻饭羹鱼。所以，粤人自古“以粘为饭，以糯为酒（《南越笔记》）”，及至现在，大体仍是如此。

现在广东一些城市生活节奏加快，面食制品增多，面食日趋兴起，甚至有食西餐、快餐的。但就日常生活而言，仍以大米为主食，有所谓“未见米落肚，不知饿定饱”，或饭，或粥，或米制的糕点，保持此种传统的饮食习惯。

广东有云许多口头禅和土语，其组词表意都与“米”字有关，如说人死了，谓之“不食广东米”；说家中增添了一口新人，谓之“加多了一碗饭”，这与来客人“加多一双筷”有不同含义；再有骂人好食懒做，广东人会说“蛀米大虫”，当然，它与我们的标题亦是两种含义；若批评人办事无能，谓之“食贵米”；批评人做事不知危险，谓之“嫌米贵——不知死活”；若挖苦人不开窍，谓之“食馊米”等如此类的说法，都万变不离其宗，说来的确离不开“大米”。把“大米”与生老病死、勤劳懒惰、精明愚蠢联系在了一起。大米在广东人生活中之地位何等重要，由此可窥一斑了。真正的“蛀”米大虫属也！

我人小则属于“食失米”，吃饭不长个儿。现在我自己就天天煮饭。自从住回补校，我自己做饭之后，我就很少在外面解决。因为任何饭馆的美食都很难比得上我自己在家弄的住家饭。先不谈外面餐馆用的油和食材很可能有猫腻，在家里做饭有一个独家的体验，就是饭在煮的过程中你能闻到饭香。因此，在家吃饭一定先闻上十几分钟的饭香才能开吃。以前跟父母住的时候，无论我在电脑前有多么不愿意停止，只要开始闻饭香，不用我妈催促，我自动就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了。下馆子和叫外卖虽然都比自己煮方便，但是在外加班的打工族却往往吃无定时，原因就是他们直到吃饭之前都闻不到饭香。

今天在The China Beat博客上看到一本新书叫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讲述了从1937年开始到41年最高峰的广东饥荒的来龙去脉。虽然按照Emily Hill的书评所述这本书有史料不足结论过于大胆之处，但是其将广东人对大米的挑剔作为饥荒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观点至少很有趣，恰好应验了“不食广东米”这句歇后语。莫非除了“嫌米贵”之外，“嫌米贱”也同样不知死活？——就好像“嫌钱腥”一样。书中也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农业问题上过于书生气（technocracy）而进行了批评，于是也可牵强地谓之“食贵米”了。

在袁隆平研究高产水稻之前，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平民百姓基本上是大小饥荒连年不断的，饿肚子是常态。这在今天的我来看是不可想象的。饥荒也容易导致人心叵测，中国人心中典型的“省”和“防”的心态多缘于此吧。中国的平民百姓就是指农民，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前很少城市穷人的，一直以来中国的统治问题就是如何统治农民的问题。今天发生的所谓“改变执政思路”，是史无前例的事，因为“现代中国人”是一个新出现的、以前谁也没见过的、而又人口巨大的群体。他们不种地了（都打工了），也不饿肚子了（主要愁没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