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晚上做了个梦，以梦来讲算是情节很长而来龙去脉又很清晰的了，尽管醒来之后一回想还是觉得可笑。梦的内容也不出乎我的预料，典型的日有所思。虽然只是个梦，但我还是感叹，我兄弟现在无论要争取什么、争取多少，一旦跟他所失去的事情相比就必定微不足道，在世上也不可能找到等价的补偿。既然如此，无论是要登报纸、举报、打官司……都无异于自己定个目标自己去完成，自觉比啥都不做要强一些罢了。每次我想到这里都不是滋味。但是不论结果如何，我对我兄弟和他父亲的敬佩是毫无疑问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和厄运。假使“友谊地久天长”这一点能够使他更容易些，那我也就好受些，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拍胸口保证做到的事情。其次，我也希望这个社会能继续保持改良的方向。我朋友的父亲之所以等十几年，是因为他相信至少下一代能过更好的生活（他也盼到了）。同样地，大家之所以不“造反”，也是因为至少生活是在变好，我们这一代的各种冤屈，下一代有望免受，因此似乎也就作罢了？……

今天新闻的头条是：

28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中强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和信访制度，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稳定。

我看后又忍不住有点感想。

注：经常有人看了我博客的一些声明之后说，我对人缺少起码的尊重。应该说，我对网上的ID缺少尊重，而且我是自觉这么做的。我很早以来就不把网上的陌生ID当人了，除非我知道你是现实生活中的哪位朋友。尽管我了解上网的99%都是活人，至少有情绪，懂得要尊重的应该不会是机器人。但网上也有很多不要脸为了达到目的无所谓自认是一条狗的ID，例如所谓网络水军和狗仔队。这里没有科学的判断方法，我干脆一律不当人看。至于我对现实中认识的人怎么样，也只需他们清楚就行了。如果有我在现实中认识的朋友在网上联系我，他们至少会先确认我知道这个邮件发送人是谁，至少邮件会署名，不署名的坏习惯当然后果自负。

很多人说利比亚政府独裁、杀戮，假设正确。他们因此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肌肉发达国家出兵。他们还认为，这些发达国家出兵把犯罪的政府绞了之后，就会拍拍屁股走人。韩寒说独裁和杀戮“没有内政可言”，那么当这样的政府绞完之后，似乎就应该有内政可言了。因此利比亚人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是无论何种猜测都必然仅限于阴谋论。毕竟你不是在维基解密那儿干的吧？争论到底各国前去打利比亚是为了人道还是为了石油，只能说是吃饱了撑的。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杀戮继续么？”

媒体、言论自由、零审查的互联网都是假设“世界是平的”的事物。原本各民族各有自己的劣根性，各国家各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一处在“变平”的世界里，就变得十分突兀。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信息封闭的时候，吃上窝窝头就觉得幸福了；信息开放了才觉得有多寒酸。一时间，所有人都为自己没有生在世界上最优越的国度而捶胸顿足起来。

这个客观的现象，在某种理论下是好事。什么理论呢？就是政府要不断“鞭笞”才会学好。世界平了，无非是“鞭笞”的力度大了点，过份了点而已。总比没有好。

在吃饭了撑着的人脑中一切似乎都像这样，好解决得很，以为人民随时可以炒政府鱿鱼。事实上发生的其实是政府把不满意的人民解散，重新任命一群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中国如果真像现在的外交辞令所声称的那样“将来不称霸”，早就像韩国那样直接由美国灌输最好的生活拉倒了。韩国现在人民生活富足，但它无论如何强大，都是帮助美国强大，而不是自己强大。

于是好多人就要说，“我们只是平民百姓，不求称什么霸，只要安安稳稳生活就好。因此情愿中国像韩国那样。”孰不知韩国之所以有此厚誉，是因为它在中国旁边，而美国要对付中国。当初中国还不起眼，美国要对付苏联的时候，也要来中国建交。之所以仅仅是建交而不是攻占，原因是二十年前打朝鲜的时候顺便试过了不行。现在的菲律宾也并不令人羡慕（这样的警察什么老百姓能“安安稳稳”？）。但它却老是动中国的南海，谁给的底气？

平民百姓总是希望这个世界是讲道德的，实际上政治却是丛林法则和人性丑恶最露骨的领域。现行的国际政治奉行的是现实主义，连很多人爱戴的总理也参考《君王论》。只有媒体和依靠煽动平民达到目的的势力，才会说一些迎合平民的幼稚思想的话。

今天出去吃午饭的时候买了份《南方周末》，其中B9、B10版做了去年年末执行枪决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的题目。这两版我还比较愿意看是因为《南方周末》记者没有说话。一篇是“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王明高与曾锦春之间的问答实录。另一篇则是曾锦春的自述。里面有一些内容，恰好可以拿来解释杨优棠的事迹。我相信曾锦春的昨天，就是杨优棠的明天。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贪官大多数是农家子弟。不仅把钱看得很重，而且从小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信奉等级观念。有很多贪官，并不是当官之后受到诱惑而腐化的，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钱而选择当官这条路的。

当被问到当初是怎么入党的时候，曾锦春自己说：

我是1966年3月29日入党的，大二的时候，那一天我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个想法：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入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

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能够入党的，成份当然是N代贫农。所以，从以上信息来看至少张锦春符合我的看法。

在《曾锦春自述》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猛烈冲击着社会……有一次我去看望1970年代的临武县老县委书记，我当过他秘书，由于在位时，他的三个小孩子都没安排好工作，现在都下岗了。他只得请我帮忙，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想我不能像他，有权便要用足，不要过期作废，再来后悔。

他在访谈里也说到：

我想，当官司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因此，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实是个普遍真理。这句话既从曾锦春口中说出来，也从杨忧棠口中说出来。在灯下黑博客里有这样的描述：

1995年9月他接任梅县纪委书记前，经常唉声叹气，心理极不平衡，闲聊中时常发表高论：反腐败反腐败，反什么腐败呀？现在谁不想腐败呀，只是坐不到位置，手中无权无钱，无条件腐败罢了——我也想腐败呀，没有条件，怎么去腐败呀？嘿，要是有条件呀，我比他们还腐败呢……（《冤大头》上册P63）

……吃点喝点算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尽管曾锦春不断进行深度地自我剖析，我还是更倾向于相信保护伞的缺失或者倒掉才是曾锦春“出事”的根本原因。

市委书记都不敢监督我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际上收的远远不上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常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摘自2011年3月24日《南方周末》B9版《“我当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

下面是曾锦春审判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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