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个人生活

与专业无关的内容。

过去几天了,补记一下目前事情的状态

今天上午,梅县方面派出有关单位三位负责人到广州我家探视,企图哄我将材料撤下博客,缩小影响,和探探我的态度。本人态度依旧:1、顺应组织意见,同意沟通协商;2、沟通协商不等于糊弄,必须依纪依法客观公正处理,追究杨优棠、黄国平、钟洁芳、张小英等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党纪国法责任;3、事件未圆满解决之前,按既定方针逢周六更新版面内容。

好人之所以容易欺负,是因为他们有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导师说既不想骗人和欺负人,又要防止被人骗被人欺负,是件很难的事。

相反,身边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为了目标不择手段,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可言。这个“目标”很多人也称为“理想”。在这个社会,比的就是“做不做得出”。你做不出,就不属于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莫非要当屈原么?

能够这么想,能够对自己这么宽容,照导师的话说就是“很幸福”。我很不幸从小家教颇严,是非对错经常耳提面命,家里也确实“往来无白丁”,没有反例。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反倒成了异类。觉得身边很大一部分人的做法无异于背叛自己的童年。“小时候难道是这么教你的么?”“长大学坏了不脸红么?”在导师领导的课题组里,似乎我的这些道理是得到伸张的。但是他们也没所谓,反正他们一毕业就跟科研彻底无关了。其实坏我也不是不懂,论IQ和EQ许多人还不如我。

这也许是为什么我身边只有一个陶洪可以坦然地聊童年的事情吧。在大聊特聊童年的同时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跟当下有什么不谐调,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一不是面对陶洪而是其他人,我就自然而然地要替那些人感到聊童年的事情很尴尬——事实上他们也忘了,聊不出来啥。

我幸运的则是恶人没有挑我下手。

【转载】别思考,一思考就会碰到权力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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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创新对中国人来说是如此艰难,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不愿意思考。

为何不愿意思考?

因为很多问题不能通过思考来解决,

只能通过权力来解决,

甚至只有皇帝才能解决。

所以,

久而久之,

中国人就养成了两个习惯:

一是对权力的崇拜,所有人都把当官当成第一选择,

所有的资源都用在如何才能当官上了。

所以中国“官文化”是世界官场上最为耀眼的明珠,

最入海龟们法眼的,也许就是这颗明珠。

美国人想搞定中国官人,还得来中国官场学习五百年。

二是从众心理,众人都在干的,我才干。

从众是草民生存的第一法宝——它的原理是:

就算你是皇帝,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杀了吧?

从众也造成了中国人缺少思想,

原因是想也白想,还不如不想。

还是从众吧,

大家都走在同一条没有阳光的路上,

走一步,算一步了,只要还有人陪着走,就不害怕。

七十年后,房产还归自己,还是国有了,

都不是自己想想就能解决的,

大家都一样,也就不去想它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中国人只有思维,没有思考,

因为中国人自己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也就山前的这一段路,

过了这一段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还思考什么呢?

这也是从众心理的来由。

要生,大家一块生,要死,大伙一块死。

只能如此了。

没有质疑就没有思考,

没有思考也就没有创新。

中国人的所有思考都止于权力之墙。

叶公好龙——中国人永远也走不出的怪圈。

重金属检测

刚刚过去这周的《南方周末》绿色版做了“重金属检测”的题目。由头应该是那个“十二五规划”获批复的消息吧。这可不能放过,一定要扯点东西凑个专题。因此就凑出来了,不过通篇都是只言片语。

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勘察的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如是表示……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

与88岁的谢院士一样,研究者们的……

华北某省地方病研究机构一人士亦坦承……

……另一位年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电话里语调寥落。

坚持汞污染研究30年的王起超不无遗憾地表示……

一位环保观察者如是总结:……

……孙铁珩院士称。

魏复盛院士称,……

……位于贵阳的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工作人员称。

马军坦承,……

估计记者也想不到什么招,只能到处找人问意见,这个院士说几句,那个教授说几句,辛辛苦苦凑出个报道来,好歹算是不止“一面之辞了”。很多人以为,既然“一面之辞”会被斥为“不客观”,那“N面之辞”就一定很客观。似乎如果定义客观程度K,则K ~ Na (a > 1)甚至K ~ exp(aN) (a > 1)……愚昧!

“十二五规划”既然获批复,科研就要找人去做,所以就会有一大笔科研经费,年投入多少多少个亿。问题就在于找谁去做了。是找这个院士还是那个院士呢?嘿嘿……之所以强调“国外不会帮我们做,还要我们自己来”这种废话,其实就是想说“就算是重复国外已有经验的那种研究也值钱”罢了。

所以我更喜欢在基础研究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因为我不是研究政策的。科技政策跟科技的专业内容关系并不大。这些从事研究xx年的人,没有一个是做政策研究的。《南方周末》辛辛苦苦找没找对人。

基础研究之内有啥可谈?巧合的是Chem. Rev.几乎与《南方周末》报道的同时上线了一篇关于重金属检测方法的综述。略翻了一下,发现主要是形式来分类总结不同的方法,走马观花,大观园。我们课题组有个老师的博士生就是在做汞的检测,通过什么FRET之类的,曾经周四晚上的seminar上介绍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检测的下限,一个是检测的选择性。若是要检测重金属,大多数情况是针对废水。里面A型B型O型什么都有。你只是要检汞——尤其是要检出少量汞——所以选择性和检测下限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便于做成便携的仪器。

上网搜一下portable heavy metal detection,看看目前commercially available的产品是基于什么原理。结果还是令我惊讶的。直接上来的就是采用DNA分子来检测铅的东东,真是高尖精。另一个稍微巨一点的版本是这个,据称使用了的是介孔材料电极,表面还有自组装单层膜,也很牛逼。所以相比之下采用X-射线荧光法(XRF)的就比较ordinary了。

本来,做基础研究的人(例如前文提到的那篇综述里引用的工作者们),只需负责改进技术即可。技术好好儿地放在那儿了,政府用不用、用哪个、用多少等问题,研究人员是不用负责也没资格负责的。结果按照类似《南方周末》这种报道,众院士们都无不“忧心忡忡”啊。好像他们即然研究这个技术,那么就连这个技术“造不造福百姓”也责无旁贷了似的。一直以来这种错误印象都笼罩在愚昧的记者和同样愚昧的他们的读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