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Cyrix

我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使用电脑。那是一台486，硬盘540Mb，内存4Mb，有5寸和3.5寸两种软驱，安装了MS-DOS 5.0和金山SPDOS——包括WPS。我还有一台针式打印机。

在买电脑之前，我爸妈都对电脑有所接触。我爸在部队里用四通中文打字机打五笔。有一次我去他单位玩，见过一次这个打字机。当时我爸还在打印一份材料，要打“兢兢业业”这个词，只见他嘴里念“jing jing ye ye”，但手指打的确是别的字母（现在我知道怎么打，但当时我不懂也没看清）。现在在网上唯一能找到的四通中文打字机图片就是下面这个了：

四通中文打字机
四通中文打字机
Cyrix标志
Cyrix标志

至于我妈妈，是每周末晚上参加电脑学习班学习电脑。其实我已经写过很多次文章来怀念那个时代了，例如这个。我之所以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当时我们一家三口都充满着希望。回想那时候的天都好像比现在亮一点。

我上了初中之后，遇到好多家里也有电脑的同学。学校还有一个所谓“电脑协会”。当时除了电脑游戏之外，最能打动我的就是PC巨头们的市场争夺演义了。例如Microsoft是怎么崛起的，以及IBM和Microsoft在DOS上的斗争。后来还包括Intel、Cyrix和AMD三足鼎立的故事。那时候Cyrix最终被打垮了，AMD也被搞得很惨。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在586之前，大家都用386、486等来称呼CPU的等级，但是到了586之后，大家越来越习惯用Intel的商品名Pentium、Pentium MMX、Pentium II等来称呼CPU的等级了。我从来没使用过Cyrix的CPU，但我总算见过一次装在人家主板上的Cyrix。

Cyrix先是被国家半导体合并，后来National Instruments陷入财政危机，不再对电脑CPU市场感兴趣，Cyrix的工程师一个接一个的走人。后来Cyrix又卖给了VIA。所以到最后有一些Cyrix芯片是同时打了VIA标的。有一个叫CPU World的网站，可以查到历史上Cyrix每个芯片产品的信息。

以下是一些Cyrix CPU的图片：

Cyrix 6x86MX
Cyrix 6x86MX
穿着6x86 T-shirt的美女
穿着6×86 T-shirt的美女
打了VIA标的Cyrix III
打了VIA标的Cyrix III

Cyrix的没落令很多粉丝感到可惜。Wikipedia的Cyrix词条专门有一段Legacy，算是Cyrix的粉丝位基于感情因素为它说的两段好话：

Although the company was short-lived and the brand name is no longer actively used by its current owner, Cyrix’s competition with Intel created the market for budget CPUs, which cut the average selling price of PCs and ultimately forced Intel to release its Celeron line of budget processors and cut the prices of its faster processors more quickly in order to compete.

Additionally, the acquisition of Cyrix’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greements would be used by VIA to defend itself from its own legal troubles with Intel, even after VIA Technologies stopped using the Cyrix name.

Cyrix被VIA收购时的惨象：

Cyrix headquarters in Crooked Neck Falls, Michigan.
Cyrix headquarters in Crooked Neck Falls, Michigan.

According to Chen, VIA’s representatives were “shocked” to discover that, upon touring Cyrix’s manufacturing plant and corporate offices, their building was nothing but an abandoned gas station with a tin “Cyrix” sign bolted over the front entranceway.

“We at first thought we had the wrong address. Heck, we prayed we had the wrong address,” admitted VIA PR Director Howard Christopherson. “Then some disheveled man wearing a Cyrix lab coat came stumbling out of the front door and fell down in front of us, throwing up all over my shoes. Turns out that the Cyrix engineers, in order to make their company appear to be stronger on paper, just let some homeless people inside, gave them lab coats, and called them ’employees’.”

看了都让人心酸——不过，以上只是泡制出来的笑话新闻，别当真。

在IEEE上找到一篇1995年的文章，当时Cyrix的工程师是多么意气风发啊。

简单几何与力学模型能否搞定Soft Colloidal Glass流变学？

ResearchBlogging.orgRoger T. Bonnecaze, & Michel Cloitre (2010). Micromechanics of Soft Particle Glasses 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 : 10.1007/12_2010_90

这是Adv. Polym. Sci.尚未组版的一篇综述，但里面却有很多原创部分。从文章标题上看，是要总结最近热门的软胶体玻璃体系。但是在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几何与力学模型，一统微凝胶、乳液、星形聚合物、嵌段共聚胶束等体系的剪切流变学和壁滑问题。

软胶体粒子由于本身能够发生一定程度的形变，因此在堆挤（jamming）时，粒子自身的弹性也成了影响流变学性质的重要因素。这是软球胶体跟刚性的硬球胶体体系最大的不同。虽然微凝胶、乳液和星形聚合物等不同结构的软粒子的弹性机制和大小不同，但它们的弹性为流变学造成的影响却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考虑。

作者的想法是很直观的。第一步，建立两粒间接触形变的排斥力方程；第二步是大量粒子因相互接触形变所产生的弹性力总和——它跟粒子的体积分数有关；第三步是建立粒子间的润滑——即摩擦力的简单模形；最后就是导出壁滑和bulk的剪切流变学。其中每一步用到的都是最简单的物理，但是模型模拟的结构跟各种实验体系的数据吻合得很好。

但是作者没有考虑布朗运动，之所以能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微凝胶、乳液等体系的粒子尺寸本来就很大，充其量就是所谓submicron级别，第二是在jamming的状态下，布朗运动可以近似忽略掉。其实，就算是jamming，如果粒子足够小的话，布朗运动也是不可忽略的。对于很小的东西（或者温度较高，总之布朗运动比较明显），就算体积分数已经过了jamming临界点，但是cage的形成仍然需要时间，动态捕获不是一蹴而就，宏观上就表现为aging。大的粒子就不一样。例如像未中和的Carbopol溶液，你往里加NaOH，pia的一下就搅不动了；而3 wt%以下的无盐Laponite要放好长时间才失去流动性。这篇文章不考虑布朗运动，因此也没办法考虑aging等时间依赖（time-dependent）的现象。事实上，阻碍人们统一地认识不同化学体系的胶体玻璃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它们各种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时间依赖行为，说是都称为aging，但是原因完全不同的。例如泡沫体系的所谓aging完全是退行性的、不可逆的——水干了，小泡泡结合成大泡泡了；而Laponite的aging则是布朗运动受限的动态发展。这些具体性质各不相同的aging不同程度地揉杂在流变学中，使得基于简单几何和力学模型很容易失效。

现在我们讨论问题的语言都基本上被非平衡物理统治了，讨论啥都说“松弛时间”。像这篇Adv. Polym. Sci.提出的模型，可以说是简直“不松弛”，或者像文章里解释的那样——假设总是松弛到接近平衡（near equilibrium）。所以在shear rheology部分，该模型也只敢去拟合steady state的结果。事实上对于整个胶体玻璃研究而言，难的东西不是在steady state。流变学如果仅仅做个steady state flow实验就说自己研究非线性流变学也是取巧或者避重就轻的做法——尽管steady state flow确实是非线性流变学。

这就是为什么特难看懂的SGR反而更多人采用——它考虑温度。而且它确实差不多好地描述包括蠕变和LAOS在内的多种行为。

I write like及其他

本文的内容如下：

  • I write like
  • 参加了Youtube的活动
  • 做材料的换添加剂，做流变的换啥？
  • 娱乐的真相问题是伪问题

I write like

我的写作风格像谁？I write like …

我输入了上一篇英语的post给它分析，结果是：

I write like
Cory Doctorow

I Write Like by Mémoires, Mac journal software. Analyze your writing!

参加了Youtube的活动

Life in a day

Life in a day

以上图片直接链接到YouTube的Life In A Day频道，需要翻墙。

有导演借Youtube平台召集网友在7月24日这天拍下自己的一天。我就试着拿数码相机的影片功能拍了一下，手抖并且脱焦严重，权当自娱自乐。以下视频需要翻墙：

做材料的换添加剂，做流变的换啥？

一开始，大家往高分子加碳黑，补强了。后来，大家往高分子里加蒙脱土，阻燃了（？）。

Laponite是比蒙脱土更改善，更易剥离的东西，Haraguchi等人往高分子里加Laponite，形成了超拉伸水凝胶。

后来有C60，加高分子。有了碳纳米管，又加高分子。现在有graphene，又加高分子。Macromolecules有个叫Perspectives的综述栏目最近一篇W. Macosko的文章（DOI: 10.1021/ma100572e），向高分子研究者科普了graphene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把它加到高分子里会遇到的基本问题，例如剥离的方法及其表征。

有一节专门讲流变学。你就会发现加graphene跟加碳黑没什么两样，还是percolation那一套。

所以说，做化学的，去合成材料、混材料的，比做流变学的容易发文章。流变学上，加玻纤加碳黑加蒙脱土加laponite加碳纳米管加C60加graphene全都差不多，没戏！

其实加长玻纤或者碳纳米管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到了流变学这里，化学成份上的区别很次要，重要的是形状（topology）和相互作用（interaction）（见我之前的文章Topology的迷思）。搞材料，你换成份；搞流变你就要换topology和interaction。硬的过时了，那你搞软的；圆的过时了那你搞扁的；repulsive过时了那你搞attractive的。你不用看别人只要看大牛人D. Weitz就行了。硬球colloidal glass搞过了，他换成软的，发Nature；加非吸附高分子引处depletion force（吸引力），发Nature。

流变学就是这么做的。

娱乐的真相问题是伪问题

关于唐骏学历门事件，王鸿飞老师写了一篇学术无须道德，娱乐才要真相。我由于在《新知客》上面写专栏有一段时间，自己也有很多困惑。鉴于王鸿飞老师经常讨论知识分子取向的问题，希望他介绍点书或者读物给我，我说“我最近想看看美国精英在公众犯错的时候说什么话”。结果这引起了郝炘记者在她博客上写了一篇不是所有的娱乐都要真相。关于“真相”问题这两个人都显示出比较面对现实的态度，同时感到他们因此对于“诚信”问题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我总结我对他们两篇文章的理解就是：假如诚信是靠公众（娱乐的受众）对真相的渴求来督促的话，那么，学术便无须道德，仅娱乐才要真相——甚至，还不是所有的娱乐都需要真相。

王鸿飞说：

唐骏同学的事情，比较娱乐化一点，所以是需要真相的，也没有人出来为他打群架。

汪晖同学的事情，是正儿八经的学术问题，是有关伟大的理论是否被人相信的问题。所以，真相是不需要出来被说清楚的，而且全世界不少著名的理论家们还会出来帮他打群架。

郝炘说：

“伟大的事业可以让人们尽情说谎”是因为“伟大事业”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是不择手段的事情，成者王侯，败者贼。

“真相”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关于所谓“真相”或者“真理”的讨论结果都是悲观的。没有绝对真相这回事，也没有绝对真理这回事。“诚信”一词如果除了以绝对真相为依托之外没有别的解释的话，那它必将早早被打入乌托邦，剩下一个谎言似海的现实世界。

恰好今天看到康慨的书评，书是一本苏联小说《针尖上的天使》，早就很出名。最近才译成中文在中国卖。书评题目是让我们在座位上自行摇动身体。部分内容如下：

当然，大部分人早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也放弃了有尊严的思考。只求随波逐流。拉伯波尔特可以算个例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是说谎者,而且对此感到自豪。”他宣布,“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根据上面的指示我杜撰出过去的事,虚构出当代的假英雄和类似于义务星期六的假任务,然后自己描写全民的欢腾。”有个晚辈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他给了否定的回答,并说:“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他陷得深也看得清:“我干吗要受良心的煎熬？我要把剩余的精力用于证明，我们苏联的停滞状态是最进步的……如果后代称呼我们的时代，那么不会是原子时代，不会是航天时代，而是伟大的造假时代。”

我想起那个有名的笑话：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同出行，火车突停。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司机！”可车没有动。赫鲁晓夫接着说：“给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未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因此，所谓“美国精英在公众犯错的时候说什么话”的问题，是不成问题的。

我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写过一篇科普是中国社会最不需要的东西，它代表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认识水平。现在再去表述，可以这么说：如果成功的科普（即受欢迎的科普）必定是扯蛋，那科普这件事本身就不可能靠谱。

今天还看到7月26日的《中国新闻周刊》里有张维迎的一篇访问稿，文章顺带也勾勒了中国30年改革以来的“意见领袖”，尤其是所谓的“郎顾之争”，以及网民对张维迎“屁股位置”的“铺天盖地的责骂”，使之成为“全民公敌”的事情。其中文章引用了“独立学者”袁剑的话说：

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

引号里的只言片语，出处其实在这里，记者截取得算是客气的了。如果袁剑说的话还不够直接和露骨，那就看郑永年怎么说好了：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

套用Thomas Sowell的说法（我是从王鸿飞老师的博客里看到的），中国知识界更更需要的应该是整个宇宙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整个宇宙的利益（cosmic justice）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