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么多人非常认同说老师都没安好心？我怎么从小到大所有老师都是好的？你们都是哪儿的人啊？跟广州就这么不一样么？
有人告诉我说小时候中午不睡觉老师往眼睛里滴风油精。有病么？折腾这个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么？学校是一个后台很大的组织么？这么搞家长惹不起么还？哪个地方的人？这么蠢？
答曰：洛阳。
如果以上问题都没个解释，那为什么我遇上你遇上的唯一理由就是你活该。
活该活该！谁骂老师我都觉得那是你活该。否则到我这儿怎么就没这回事？嗯？嗯？
级别最高的私伙局
身为广州人，至少也得像。例如，我的粤语还是比较标准的，像“舒肤佳帮你洗掉五大脏东西来源”这种恶心的普通话粤语基本上不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同时也没有“四乡”的口音，更没有香港懒音。在学校里，好多人不是向香港同学学粤语，就是向四乡来的同学学粤语。就算是向广州本地人学粤语，广州本地人也不都标准，因为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讲一些普通话粤语了。
同时，博客必须出现一些只有广州人知道的东西，表达广州人才支持的观点（诸如“撑粤语”之类）。
其实“撑粤语”这句口号就不是粤语。因为“粤语”的粤语不是“粤语”而是“广东话”。香港有一个节目就叫“笑谈广东话”。所以如果给我想个口号，至少是“广东话，撑硬你”。这样字数比较适宜，又适合当成口号来领喊和呼应。
我一直觉得台湾除了国语歌还有一些台语歌很奇怪，每次听到台语歌就觉得很土很怪。我心想，说普通话的人听到粤语歌，是不是也跟我听到土语歌的感觉一样——不知到哪个乡下方言居然还有歌唱这么自得，还唱的是情歌呢！唱的人好像表情很投入，但是嘴巴叽哩呱拉，跟什么原始部落似的。
今时今日广州阿姨们喜欢没事去“set头”或者“健身”“瑜珈”之类，私伙局还是有很多人参加。这种广州往事，现在也只有《羊城晚报》每周日的“晚会”版会讲一下，小时候总觉得晚会版最闷，现在老了，看了的那个周日总是一整晚带着惆怅——没了，那些东西全都没了。我看《叶问》会觉得亲切，我儿子看《叶问》估计都没感觉。
中国社会一两千年没有变过，假如不与西方接触，还可以继续一两千年这样不变。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但是西方人不懂，他们工业革命之后自己不能自给自足，来打扰中国。中国人一开始是闭关锁国的（明智！），但可惜并没有这种实力。广州城的市中心，两千多年地点没变过，现在旧城改造整个老城区改没了，只是整个大中国近现代的缩影。
在广州长大的年轻一代仍然很怀念老情怀，值得欣慰。例如在网上找到一个广东商学院学生的暑期实践作业：西关生活的前世今生 ，还有一个在北影读大学的年轻广州毕业作品：正在消失的羊城。
恩宁路已经拆了，我还没有去走过。我当然不可能去过，因为我生在1840年之后。恩宁路拆迁方案刚定下之初，媒体曾经采访过恩宁路一户老婆婆，她经营着一个天台花园。她说，她在世上也没有几年了，没有什么所谓。但说要她搬家，离开她的花园，她还是不舍得。她说这段话时候的表情，打动了很多电视观众。好多人关心这位老婆婆。下一次等到关于她的报道，就是她去世的消息，那个天台花园也从此没人打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民不主，要是民主这些人就会舒心，因为政府都听他们的要求来办事。但这只是把人架上贼船之后才说的话而已。野蛮如西方人者，当然非民主不能发展。西方人先教中国人以野蛮、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丛林法则，当然只能民主能治。不光要民主，还要城市化，还要发展工业，加入WTO，先污染后治理。我第一次在历史课听到“闭关锁国”的时候就觉得舒服，知道它行不通之后觉得很可惜。落后就有捱打的道理不是天然正确的——它恰恰是野蛮的丛林法则。《叶问2》里面，洪金宝叫洋鬼子向被打伤的徒弟道歉，洋鬼子说：这就是你们的礼节么？胜者要向败者道歉？这样的话我不是每天都要道很多歉？我觉得这是编剧写得非常好的一段。
希望中国文化能像当初将佛教变成禅宗那样把民主变成另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每次听说“什么东西到了中国一定会变样”，我都认为中国还有希望。中国做来做去还是搭成一个私伙局为好。
精英主义、理想主义与性恶论
人性问题
到底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人性本智还是人性本愚？这全都尚未纳入科学的研究范畴，各大宗教一早就给了先验的答案。照罗素对哲学的定义，这是哲学问题——科学（暂时）无法触动，又不甘心接受神学的预设，于是靠思辨来求解。可是关于这个问题能有多少思辨呢？
我估计Wikipedia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词条是human nature，结果发现它属于心理学，而非哲学。考？在涧跟我说，心理学是科学。
那我就要看看，在这一属于心理学的关于人之本性（human nature）的介绍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回答“本善或本恶”的问题。如果有，那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科学回答？如无，那关于“人之本性”还剩下其他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
Wikipedia非常牛逼地提醒了我，要讨论“人之本性”的问题，就相当于承认，人具有“本”性：
Human nature is the concept that there is a set of inherent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ways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that humans tend to have.
Is there?
Wikipedia只介绍了对此问题研究过的人和学科。
就当是有吧，那它是本善还是本恶？可惜在Wikipedia只能找到各种答案，找不到这些答案的理由。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法思辨，无论哪个答案都只能是个“认为”，给不出多少理由。你爱认为这样就认为这样，我爱认为那样就认为那样。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
有很多争论归结到底其实是“如何对待人”的一般问题。这是一个“如何”（怎么办）的问题，必然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什么是人？为什么要对待人？如何对待？
由此，这样的争论会一些人被无视。无视之的人认为“什么是人”的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答案，因此“如何对待人”的问题是伪问题。正如很多人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在布道却回避了“普世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一样。但仍有很多人试图先验地给出一个答案，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之后的历史。例如，孟子和荀子、基督教等。
性恶论一例
最近找到一本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书：《知识分子的背叛》。作者是朱利安·班达，法国人，书是1926年出版的。整本书仅仅是现象的观察结果，没有挖掘现象产生的原因。但作者对这些现象的反对，显示出其性恶论的默认前提。例如：
此外，存在一个标准，它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出知识分子在公共活劝中是否有辱使命；当他妨碍了俗人们的利益时，他立即会遭到俗人们的侮辱（苏格拉底、耶稣）。我们还可以断言，被世人夸奖的知识分子都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佘碧平译 82页
这里的“世人”、“俗人”，就是非知识分子，受教育较少者。这一整段话默认的前题是受过更多教育的人（“知识分子”）假如诚实的话（“不辱使命”）具有追求超越个人利益的使命，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俗人”、“世人”）则是利益至上者。否则为何前者一旦妨碍了后者的使命，就必遭后者侮辱？甚至于前者唯有背叛自己的使命，才有被后者夸奖的可能？只有性恶论能使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
作者在此章最开头就这么说：
这一运动的意义何在？它标志着在单纯与深刻的人生中，哪一种人性的进步和胜利呢？
——74页
明确地指出了有“单纯”和“深刻”两种人性并且它们存在此消彼长，战胜对方的关系。作者随后概括“政治激情”的本质：
我以为这些激情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意志：（1）群体攫取（或保有）世俗利益……的意志；（2）群体自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我们还可以说，它们归结为这两种意志：一是追求“利益”的满足，二是获得“自尊”。
——74页
又进一步简化：
不过，如果我询问这些政治激情的基本意志的意义，它们在我看来是在“现实生存”中人的意志的两个本质构件。……所有蔑视这两种欲求的生存，所有只追求精神利益或真诚地表现出普遍性的生存，都是“在现实之外的”。而政治激情、特别是联合上述两种意志的民族激情在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激情。
——75页
由此，作者就把对立双方上升为了“理想主义”（“只追求精神利益或真诚地表现出普遍性的生存”）与“现实主义”。
作者所谓的“理想主义”，是那种“真诚地表现出普遍性的生存”，是即普世价值的体现；而作者所谓的“现实主义”之所以与普世价值冲突，原因就是它是攫取利益和获得自尊方面的现实主义。具体在作者要针对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就是对民族利益的和民族自尊追求割裂人间通过普世价值所建立的联系。
由此，我进一步猜测，作者推崇一种对先验价值的追求。因为，我认为凡事若必需有事实依据，必需眼见为实的话，都一律难免陷入“攫取利益”的窠臼。此外，我也猜测作者推崇一种对人性持批判态度的理想主义，否则也就难以避免旨在“获得自尊”的那种现实主义。总之，作者文字中充满了“性恶论”的暗示。
以下这句话直接说明了作者的性恶论观点：
在迄今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一个穿越历史的未间断的哲学家的、宗教家的、文学家的、艺术家的和学问家的道统……这些知识分子因谈论政治激情的方式不同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远离这些政治激情，……另一类是道德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活动仍然是理论的；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戳，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
——78~79页
也就是说，要不是这些古典知识分子，人类就要既行恶也崇恶了。
这不正是一种性恶论么？而且这种性恶论是跟荀子相类似的、“基于后果”的性恶论，类似“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非基于动机。因此，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的（伪），因此才允许作者所称道的知识分子的存在（知识分子无非就是受过有效教育的人），却又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认同知识分子（他们只夸奖有辱使命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这种性恶论恰是精英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认同人性的可塑性则自然导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因为他们没有把未经塑造的人性向着“好的”（理想主义）方面塑造，而是向着“坏的”（现实主义）的方面，“有辱使命”。
因此，精英主义、理想主义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多半会同时出现（例如在王鸿飞老师那里）。这些都来自同一个预设——性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