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羽怠赛问题

岗前培训完了之后,马上要交两个稿子,都没有松口气看看奥运。本来奥运会好看的赛事都是先开始的(跳水、体操、羽毛球)。国羽怠赛的新闻还是闹得很大,我都了解了一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比赛规则有漏洞。比赛为了利益最大化,利用规则是无可厚非的。这就等于说,体育运动的规则制定者和参赛者,是一对敌人,要陷入道高一尺、魔高一障的无尽争斗之中。这种思维在中国人脑中是很普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稳”要“维”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拿到一套规则,首要的就是研究其漏洞。近年来,“博奕”一词特别流行,用于为各种乱象正名。规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故名思义,并不是给人带来自由的东西,而是限制人自由的东西。

这种思维之所以形成,是长期专制制度培养的结果。现代意义应当是在规则制定的时候就去博奕,而不是制定好之后才去博奕。正是因为规则是拿来遵守的,所以规则制定之时才要吵得不可开交(国外议会)。中国往往规则制定的时候很和谐,其实心里早想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说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因为长期以来,规则的制定不由得大家讨论。人们能做的只有钻规则的空子。这就造成了往往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中国推行起来的成本代价却奇高。

国羽怠赛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问题。确实要看到,中国仍有大量的人,需要国家强大这一事实来获得好心情。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向国外捐校车、中国要打南海之战等等问题,都是迎合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民意。这是关乎政治的大事。作为带队教练,我这次“出征”伦敦奥运,如何“坚决保证胜利”,是近乎要开军状令的。规则漏洞不觉察不利用,是重大失误,可以下课了。国家利益是超乎一切是非价值的——这才是最令人恐怖的一点,也是疆独藏独问题麻烦之所在。

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突击复习《高等教育学》应付考试,遇到一个亮的: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朱熹认为教学过程是:观察、记忆、理解、练习。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五阶段: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新课、复习巩固新课、布置作业。

就我国现当代教育史而言,影响最大的教育家1949年之前是杜威(现代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均是他的门生),1949年之后至1980年代是凯洛夫(冷战格局下全盘学习前苏联的结果),至今凯洛夫理论的影子在实践中仍然明有浮现。

以上是书上的内容,我的看法是,中国近代史的运气真差。

公式越多文章引用率越低?

ResearchBlogging.orgTim W. Fawcett and Andrew D. Higginson (2012). Heavy use of equations impedes communication among biologists PNAS, 109 (29), 11735-11739 DOI: 10.1073/pnas.1205259109

首先“公式”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公式”是指这一数学关系经常被用到,或者这个方程所代表的理论已经成为了物理定律。的写在paper里的不一定都是“公式”。这里提的“公式”英语是equation。

严格来说这是一具社会学研究的结论,不知道其研究方法是否合理。任何一门学问假如要称之为科学,就离不开对定量规律和机理的追求。为什么会出现公式越多文章引用率越低的情况呢?那是因为“引用”这一行为本般只是科学活动的一小部分。引用的时候,我只需要告诉读者“结论”。哪篇文章组织得更突出结论,我就优选引哪篇文章。因此,这一项社会学研究同时也发现,如果公式推导全都归入到appendix里的话,公式数量就对文章引用率影响不大了。把公式推导归入appendix或者supporting information的做法,就是“突出结论”的做法。这也难怪很多期刊上的article正文只有三页,supporting information有十几页了。都是为了突出结论,拼引用率。

如果大家都只重结论不重过程,会不会使科学研究的发展变得浮躁?也许在科研职业化的时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有些人依靠浮躁的风气成长起来,但又会反思这一风气,在他有能力有资源的时候,返过来做一些更实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