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唯一一门连自己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的学科。换句话说如果什么事情久被讨论然而仍未清楚自己是什么，那这就是哲学。

梁文道在谈到Rattle与柏林爱乐时 提到“古典音乐”之“古典”性，以显示人们对“当代音乐”的忽略。然而又似乎不妥——“当代音乐”不是十分流行么，至少“流行音乐”就很流行。如果乐迷开始着急地解释，他所指的不是流行音乐，而是当代的纯音乐，那么“当代的纯音乐”也不缺乏市场，陈美，喜多郎，雅尼，久石让等等唱片也十分好卖。非要指出是富特文格勒，梅西安乃至彭德雷斯基的作品，乐迷才放心地点头——“对，指的就是这些！”

这又未免让人皱眉头，非要是生涩难啃，充满着学术味儿实验味儿的那些先锋作品才叫你们的“当代古典音乐”么？那么像《卡门》《新大陆交响曲》这种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似乎就不属“古典音乐了”。乐迷如果忙解释说这是风格和流派的缘故，说有的风格易为人接受，有的风格难些，那新问题就来了，凭什么“流行音乐”就不是其中一种风格“易为人接受”的“古典音乐”？

问题很显然是出在那些所谓的“乐迷”身上（指中国乐迷，下同）。他们以懂欣赏阳春白雪而沾沾自喜，自然对他们所认同的范围诸多讲究，目的就是把“下里巴人”驱逐出去。这种“乐迷”心态。也是杀害古典音乐的帮凶，正是这种不良气氛使古典音乐无法在人群中传播开去。就算在古典音乐之内，乐迷们也不是一视同仁，早年贝多芬率先遭到追捧，其后是柴可夫斯基，然后就是瓦格纳，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一浪一浪的追捧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乐迷心中“不甘庸俗”信念。各BBS中经常出现的现像就是，某帖在感受贝多芬，回复却无人共鸣之，取而代之的是主诸如“建议听xxx、xxx、xxx完了再作评论吧”之类的冷调，使刚尝到音乐之美的入门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那点感觉还多么的幼稚，对高不可攀的音乐殿堂望而却步。在信息时代的前夕，卡拉扬的不懈努力，使得古典音乐唱片又布满了唱片店的货架上，广大入门者刚刚拿起印有卡拉扬照片的唱片感受卡拉扬背后的作曲家和作品的时候，乐迷又开始猛烈地攻击卡拉扬的一切了——通过疯狂地热捧Furtwangler，Celi等老一辈的“新星”，使可怜的古典音乐入门者只好增强“自知知明”，把印有“Key to Classical Music”的系列唱片收在柜子的深处。

这就是中国乐迷对古典音乐的普及所做的好事。综观古典音乐的发展，早期是由作曲者自行演奏作品进行推广，其间许多天才的高产作曲家，无法将每部作品都公诸于世，这部分宝藏，就全赖后期出现的一群职业演奏家的挖掘和推广了。甚至像柴可夫斯基的小协，打着标题赠予他人（小提琴家Auer）都得不到重视，全赖Heifetz（Auer的学生）慧眼识珠才有今日“乐迷”津津乐道的话题。乐迷们享受的是前人努力推广才形成的爱乐气氛，但是却毫无建设性地敝帚自珍。到了今天，音乐的推广已经不放在作曲家和演奏家上了，而是放在乐迷上。因为现在是商业社会，就是需求决定生产的社会，乐迷是推动音乐发展的主人。但如今的现实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越来越少，古典音乐产业也日渐萎缩。乐迷们如果认为古典音乐具有永恒的美，那么现实的状况岂不十分反常？质问“谁杀了古典音乐”的乐迷们，有没有想过凶手就是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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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MSN的语言过滤机制

习惯了在宽阔的空间中驰骋，就很难接受回到狭小的空间中去。但假如生来就在狭小的空间中玩耍长大，倒不一定活得乏味——精神上的内容不受任何空间所限制。

国内的言论空间，某个别见过点世面的国人（如安替）感到局促了，愤世疾俗的挥笔咒讽，因此在国内受尽了压制，但又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只可惜，终归是咒讽。

是先锋，诚然是。但“先锋”是个矛盾的东西，要成为先锋，必然不能被世俗的伦理责任所束缚；但先锋若有尽头，那么一旦到达，就无法避免自然而然的表率责任——你具有了代表性，你不再是你个人。

安替之流，在世界面前，怎么代表了中国人的先进人群？——咒讽，而且是绝望的咒讽。带着对自己祖国的完全失望的语调，幸灾乐祸地肆意咒讽。

实际上，这群所谓“先锋”，何“先”之有？他和大多数愚昧落后的人们一样——不分析问题！不要以为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令人绝望的事情是在说明我国作为一个政府已令人绝望——那不够。令人绝望的是绝望本身——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世界的一大群人自身的绝望。在我们身边貌似平静的人群中，实际充斥着“后绝望思维”。放眼看去，除了根据自己的利益或理想，要么是自嘲地安于现状，要么就是徒劳地不安于现状（安替之流仅可归于后者）的人外，中国还有没有抱着忠心，抱着良心，抱着信心去研究现状的人？百年之前的黑暗日子，梁启超等“反党”尚且能够慷慨激昂地大作“少年中国书”。相比之下，自诩为某种战士的安替之流，其迂腐直同愚忠者，况且在今日社会愚忠者尚且廖廖无几。他们的绝望嘴脸已经远远落后了我们广大人民的“后绝望”思维了。他们远不如我们人民群众堪称先锋。

立场，或者说主义，也许能给不甘寂寞的狂人带来斗争的快感；但是历史的进步是矛盾的运动的不断发展和转化，说具体一点，就是问题的激化和解决。历史也许能给出少量的空间让不甘寂寞的人玩一把主义之战，大者如纳粹，小者如陈水扁。但是历史上的先锋永远是问题的激化或解决者，或至少是为问题的激化或解决思索过的人。“主义”是如此可以朝令暮改的东西，以至它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已。深谙此中之义的人可佯作大举“主义”旗帜状，实则巧妙地移花接木，对社会作出相当的改变；只有无知的傻子，才会兴高采烈地信奉和捍卫无谓的教义和立场，在虚幻的鲜花和鸡蛋中自欺欺人。在安替之流乐此不疲地享受此种快感的时候，我十分希望更多的中国blogger用英语写作，让世界认识到中国人不是反动派和“原教旨拜物质拜金钱主义者”的集合，中国不是一个“物欲横流，信仰缺失而又残酷专制”的地带。在狭小的空间里仍然带着充足的信心和乐观。中国最流行的信仰不是钱，不是某“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而是我们自己。在狭小的空间里，我们仍然带着充足的信心和乐观。

最近开始尝试听交响作品。有名的指挥家多如牛毛，我眼熟的名字也不少，但多数是在我听协奏曲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就协奏曲来说，A. Toscanini和F. Reiner给我的印象都不错。但就更广泛的交响作品，我就完全不熟悉。同一作品，不同演奏家的演绎千差万别，但是对刚刚接触的人来说，以谁的演绎作为范本呢？钢琴作品中，我认为Rubinstein的版本可充当范本；对交响乐作品，我决定以Furtwangler指挥的版本来熟悉作品。这都是根据网友们对Furtwangler几乎没有骂声（对Rubinstein很不屑之人尚且大有人在）。

但Furtwangler在生时运气没这么好。二战时期他没有离开德国，一直为纳粹工作。战后，他被认为是拥纳粹分子，受到了世界性的咒骂和抵制。在美国Toscanini和一群犹太音乐家，包括Heifetz，Rubinstein，Menuhin还有Toscanini的女婿Horowitz组成了一个反对Furtwangler的阵营，阻止他访美。直到最近，他的真实经历才被公诸于世，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反。电影《Taking Side》就是讲述他的这段故事的。

实际上，我所了解的，也只限上述的这些。为了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我Google了一下。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文章提到并以激烈的措辞形容了Heifetz，R. Strauss，Furtwangler和Karajan等音乐家。如：

Egomaniacal sewage Jascha Heifetz was a vile self-hating Jew who saw nothing wrong with playing demonic German Nazi music – Heifetz insisted on playing the compositions of German Nazi Reich Music Chamber President Richard Strauss, the official head of the Third Reich’s music culture bureaucracy before and during the Holocaust.

Another Hitler musical flunky was Wilhelm Furtwangler, who “never gave the Nazi salute in public” – In large part because “he never gave the Nazi salute in public,” Nazi German conductor and composer Wilhelm Furtwangler was pardoned after World War II for complicity in the crimes of the Nazis. Among his Jewish defenders was “Lord” Yehudi Menuhin, a self-hating American Jew granted entry to the British peerage. Furtwangler’s recordings include ones of Beethoven symphonies conducted in 1943, at the height of the Holocaust.

An unrepentant German Nazi orchestral conductor who joined the Nazi Party not once but twice – and who died decades later as the richest classical musician in history, worth an incredible $500 million – Herbert von Karajan joined the Nazi Party on April 8, 1933, one day after a Nazi civil service law banned Jews from state posts, and reenlisted on May 1, 1933, one day before a freeze on new membership. Thereupon rising rapidly in 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from which all Jewish competition was absent, he proudly led oratorios in praise of Hitler, celebrated German Nazi military victories and routinely opened his concerts with a Nazi anthem boasting that “Jewish blood spurts from our knives.” After the war, Karajan was lionized in Germany despite – or rather because of – his Nazi past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was repeatedly caught lying to cover it up. (Karajan conducted fellow Hitler flunky Richard Strauss’ tone poem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对Karajan我认为至少在战时他是拥纳粹的，他的行动证明了这点。但在这里我觉得有趣的是这段文字的措辞和逻辑非常像我国愤青文章——要么缺乏事实证据，要么通过将两件没有关联的事情联系起来以制造一种假像。例如，文中特意提到Furtwangler在1943年录的贝多芬交响曲，恰好同时是大屠杀的最高潮时期；说Strauss在大屠杀时及其后是第三帝国的音乐文化部长等。尽管Heifetz在战后是反Furterwangler的“犹太帮”之一员，也没能避免在这篇文章中被称为“自卑的犹太儒夫”。其逻辑似乎是，大屠杀时录音，或者大屠杀时当文化部长，都要承担大屠杀之罪。其潜台词就是，大屠杀时在德国生活的德国人——无论有没有入纳粹党——都是罪人。原来犹太人也有愤青。

Gutmann的网站有一篇详尽的全面介绍Furtwangler的文章，我想，应该能了解到更多历史事实，以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况且，无论如何，我关心的是音乐，不是政治。战后反Furtwangler最猛烈者之一Toscanini也说：“在作为音乐家的Furtwangler面前，我要脱下帽子，但在作为人的Furtwangler面前，他想再戴一顶”。只是文章太长了，我要花点时间才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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