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喜欢认为上天故意让我跟小朋友认识的。我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该认识的两个人。

这就是非常典型非常严重的目的论了。

目的论是人类宗教现象的原因（见NewScientist的这篇文章），而且实验暗示（类似认识学的所谓“实验”都只能起暗示作用）目的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当然，成人之后会得到加强或者减弱。

我明显是减弱的了，因为我极少以目的论的方式看世界。举几个目的论的例子：

蚯蚓在土里翻来翻去还在那里拉屎以便松活和肥沃土壤

表皮皱折里长有螨虫可以吃掉积存在里面的脏东西

地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地壳总是要移动

更明显的就有：

开花是为了给我们美的享受

等等。听起来多浪漫啊！这样想的多数是女人或者女性化的男人。

还是回到严肃讨论中来。这些“目的论”的世界观，虽然不完全等于人类中心主义，但却具有很强的这种因素。因为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事情的好坏和意义完全是从人的角度去定义的。所以蚯蚓是好的动物，黄鼠狼就是坏的动物。

我小时候（这件事我说了很多次了，不是因为我记仇，而是因为这件事具有很有趣的哲学意味，经常可以用到），有一次我爸同事的女儿来我家住几天玩。有一天我抓了一只蜻蜓给她，她看了一下，就一指头把蜻蜓摁死了，一点表情都没有，前后不到五秒钟。我实在shock得不行，哭得稀里哇啦的。后来她妈妈来接她回去的时候听说这件事，就跟她女儿说：“说过多少遍了——蜻蜓是益虫！”

哦，也就是说，当她认为蜻蜓是害虫的时候，尽管一只蜻蜓乖乖地待在桌上，也是大可以无端将其摁死的。当麻雀属于四害之一的时候人们对待麻雀的做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拉登的圣战做出911这种事情就更加理所当然了——跟看到害虫就摁死没什么两样。

当你相信有很多东西是为了服务人类或者祸害人类而存在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会想到所有这些的背后有着一个阴谋家——神。宗教就自然产生了。

科学所无意催生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是毫无目的的，因果决定论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服务人又不惩罚人，它根本不在乎人的存在。人类污染地球，只是某种愚蠢的行为罢了，并不存在说地球“有一天会报复人类”。这种文学的浪漫的女人的文字只是对那些脑残的人有用。

拉登、教徒等等我都觉得是脑残的。但那些人听到了，也会说我是没信仰的可怜人。他们以为宗教就是所有的信仰。其实宗教是有神论的信仰罢了。所谓信仰是精神上的无需证明的先验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是有神论也可以是无神论。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说他的精神上没有无需证明的先验的观点而已，他们对什么事情都要“见票即收”，“见机行事”，所以才容易迷失。

脑残者有没有尊严可言呢？探讨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搞清楚我能不能骂他们。答案是明显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脑残者和孔子、释迦牟尼、椰苏一样，都是有尊严的。所以，骂脑残者就相当于骂椰苏。

既然这样，那我还真的不妨有事没事就骂骂脑残者呢。

最近广州选一个大概是杰出女性的东西，我们校书记王迎军获得了这奖。于是华工网站少不了要宣传这一喜讯。我找回了那篇报道，顺便知道那个奖叫做“自主创新十大女杰”。报道中有一张王迎军穿着白大褂，操作旋转蒸发仪的照片。

我不妨在这里对社会吹毛求疵一下。导师是很少进实验室亲自做实验的，除非他一下招不了学生。只要有哪怕一个学生，都不会自己去做实验。至于为什么导师就不用做实验的问题，我要另外写一篇东西才能说得清楚。王迎军是材料学院的大带头人，又是学校的书计，当然是极少机会亲自做实验的了。旋转蒸发仪是浓缩用的仪器，很少成为一个实验的关键，因此基本也排除了导师因为重视某个重要实验而亲自把关的可能性。因此，这张照片我可以很安全地判定为——做样子！

为什么我要说我这是对社会吹毛求疵呢？因为，做样子又怎么了？不是做样子照相就是被人偷拍，是被人侵权。除了被人侵权的情况，世界上所有人照相都可以“很安全地判定为”做样子。说王迎军的照片是“做样子”，等于说你妈妈是女人一样。如果你进一步说王迎军做样子“目的不纯”，那就等于在帮她做心理分析了，或者说就是在乱猜，不谈也罢。

如果换一个角度，倒是有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如果一个科学家要找张照片来作为自我介绍的插图，会找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随便找当然可以，这是权利。但如果他希望通过这一张照片能给人一种印象，他会选什么照片？一个科学家在不在意别人认为他做还是不做实验？以前经常看到的科学家的插图的确是穿着白大褂，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中一根装有什么东西的试管。的确，很久很久以前，这的确是科学家最常做的事情——实验。但是当历史进入到现代化的阶段后，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科学家都是导师，科研的实验部分是由学生完成的。做实验是学生或者没有学生的标志。我想大多数科学家一定既不想人家以为他是学生，又不想人家以为他没有学生。如果今天我们的公众，听到科学家三个字，脑中还是想像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的老人，那就实在是太落伍了。到国外的一些科学主题网站或者大学课题组的网站看插图，就会发现做这种事的都是年轻人，往往还是黑人、印度人或者亚洲人，以显示他们学生来自全球。

那么，现代科学家的的典型情景事件是什么呢？应该是在一个讲台上，有一个mic，放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后面的投影屏幕上播放着PPT。他一边拿着激光教鞭，一边在讲着什么。这一情景背后的联想是lecture、semina、symposia、conference等等，总之都属于交流。是的，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甚至说基础、根基，就是交流。你不能不发表文章，不是因为否则你不能升职，而是因为否则你就不是科学家——你没有贡献。现在全球科学研究很广泛很兴旺，不要幻想那些几十年前的科普文学里所描述的，样品放在试管架上，科学家死后几十年才有人发现这种浪漫的情况——不会有人发现的！只会几个月后有另一个人做出相同的工作并发表出来，而你就等于没存在过。

所以，现代科学很讲究交流，不光是要发表文章，而且还要举办很多学术会议、学术沙龙等，以各种形式进行交流。因此，如果今天的电影要塑造一个典形的现代科学家，不能把他塑造成什么陈景润之类的形象，而是一个经常乘搭国际航班，英语流利，活泼幽默，高调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人。如果只给一张照片，那就是一张giving a speech的照片。

因此，我给我导师选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照片。

今天食欲算是基本恢复了，前两天急性肠胃炎。

我以前一真认为急性肠胃炎是地球人才会得的病。因为从来只有我听到别人说他急性肠胃炎。我怎么就从来没得过急性肠胃炎呢？对于很多人人都有，我偏偏没有的事情或习惯或特征或不管什么，我都问过我妈为什么。我妈一向的答案就是说：“好人好姐梗系冇啦。”所以，比如人人都很关心移动什么时候有充100送300，但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认为是那些人有病。我妈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说：“人地细个冇得食，营养不良，咩古灵精怪都有。你自细就xxxx，点会有！”于是认为那些人之所以这么了解关于移动充值优惠信息，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所致。但是陶洪很明显也十分了解移动充值优惠信息，而且他的身体比我强壮，总之他完全不属于“有病”和“营养不良”之类的，他是理应和我一样的人。因此陶洪总是让我很郁闷。现在我变得不再问我妈，而是问陶洪了。奈何陶洪口头表达能力特别笨，而且他从来不思考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总是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为什么他有我没有的特点。总是要我先把我认为理所当然的版本说出来，刺激他一下。最终的解释总是显示我有病，我小时候营养不良。

急性肠胃炎就是这样。这次我无非就是突然发烧而且拉肚子嘛。我一向只要发烧的话肚子都会不舒服的啦。哦，发烧加上拉肚子就是急性肠胃炎？那为什么以前我发了这么多次烧没人说我急性肠胃炎？我妈从来没说过什么“急性肠胃炎”，医生也没说过。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这是急性肠胃炎呢？“急性肠胃炎”这种这么庸俗的病我居然也会得，真是寡廉鲜耻！

我要发表一下关于城管和走鬼和其他相关新闻的看法。主要有两点，一点就是很多记者为了迎合当今民粹主义的潮流，故意隐瞒部分真相，报道倾向性很强。这是求真和求美（假如“关心民众”是一种求美）的问题，认为“假亦美”。至于走鬼，我觉得为什么一个人犯法还这么理直气壮？不该抓你吗？该不该呢？有人说，人家没饭吃了。这不是废话么？犯法了就该抓，管你有没有饭吃。有的人说抓走鬼的法律是“恶法”。什么叫恶法？那就是不讲人情的法。这就是说，要讲人情。还听说过很多关于“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都是人定的”之类的话，其实就是想说，合情是最重要的，合情的话，不合理亦可。

上政治课的时候曾经讲过，中国文化是重人伦轻天理，西方文化是重天理轻人伦。我满脑子是西方文化（但是重天理的脑子得出的政见又是反对全盘西化）。法官的妈妈杀人，法官居照样判他妈妈死刑，哪怕他妈妈是为了他才杀人。

现在很多无知大众的愿望主要寄托在所有人都道德高尚。因为你看他们骂人都是从道德上骂的，说你道德不好。原来他们指望的是人人道德都很好。这简直是妄想吧。他们应该争取的不是这个，而是知情权。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源头是政府工作透明。政府工作不透明，老百姓不知底细，怎么提出正确意见？怎么参政议政？而只要老百姓参政议政，那就没有借口说法律是恶法了，因为这法律是大家自己定的。

抓走鬼的恶法是那些受走鬼困扰的居民定的，那反对抓走鬼的又是谁呢？是同情走鬼的人。他们最流行的反驳方式就是：“想象一下走鬼的小贩是你妈，你还会不会这么狠心”试想一下，如果定的是“杀人偿命”的法律，大家会不会有不同意见？有没有人会说：“如果杀人的是我妈，那我不是很惨？不行！我不同意杀人偿命，我怕到时我妈如果杀了人的话要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