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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Amazon的书兼谈所谓“科普”

关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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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个月在Amazon买的三本书今天到了其中一本：Measurements of Mind and Matter，作者是G. W. Scott Blair。我曾经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Scott Blair这个人，最近的一篇说了要买他的两本书。其实原因并不是因为想学习流变学——他的书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了。我想看他的书，原因一方面是受他写的paper的文笔所感染，另一方面是想了解一下流变学的历史。虽然，关于这个学科的历史，Water等人已经合著过Rheology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比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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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Deepak Doraiswamy写的一篇文章标题为The Origins of Rheology: A Short Historical Excursion的短文其实资料也很详细。但是，以上的资料作者是带着写历史的目的去写的。而Scott-Blair的书是写他当时的看法，不是后人为写历史而作的解读，因此是第一手资料。

Scott-Blair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似乎在当时常常被批评。我在Scott-Blair论流变学的两个目的和吵架一文中已经介绍过有人对他的另一本书A Survey of General and Applied Rheology进行批评，他还“激情回应”过。现在我手头上这本Measurements of Mind and Matter的前言里作者自己也承认：

Recently, moreover, I have for some time been tinkering with the theory of dimensions in my own field of rheology and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doing so. Whether these criticisms are justified is not for me to say but, naturally enough, it had not failed to occur to me, as soon as I saw where any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f the data from my experiments was leading me, that it would never do to tinker with dimensions without first making a fairly thorough study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so I made something of a hobby of the subject.

我另外找到了一个criticism例子。Measurements这本书出版之后，在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上有一篇长达两页半的书评，全篇没讲过好话，都不知道引哪段好，大家还是自己去看吧。我认为这个书评不能说不中肯，但是Scott-Blair连一般的研究性论文都写得很像散文，这本书于是也不应该当成学术专著来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cott Blair被批评得太多，因此Barnes在他的关于触变性的review里这么说：

Readers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historical derivation of scientific expressions are directed to Scott-Blair [10], p.52. All Scott-Blair’s books were written as personal memoirs and are very evocative of the man himself for those who knew him.

意思似乎是说那些批评他的人其实都不懂他。

Cover

Cover


Dedication

Dedication


Other Books by the Author Page & Title Page

Other Books by the Author Page & Title Page

上面是我收到的书的实拍图。虽然是二手书但还是非常完好。这本书也是按照很经典的book design，打开cover，先来一页空白的，叫做end paper。然后，就轮到half title page，这一页上面只有书的标题，其他啥都没有。然后翻过这一页的背面有Other Books by the Author。再然后，就轮到title page，有书的标题、作者信息、出版社，翻过背面是出版信息。接下来就是dedication页，上面写着：

This little book is dedicated to all those who are not afraid to cross frontiers

上面提到的不友善的书评恰恰抓住了这个dedication来进行嘲讽。基于作者受到的criticism，我觉得这句话更对，或者可以改得更直接些：This little book is dedicated to all those who are not afraid to cross frontiers, and of the criticisms that come afterwards.

关于所谓“科普”

当然，我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把书看完，也许这书确实很烂。但我今天光看了第一章，就发现一些很值得一提的闪光点，是关于“科普”的。

首先，貌似早在此书出版的那个年代（上世纪50年代），大众认识与科学研究之间的鸿沟已经成为“瞩目”的问题，以至作者有兴趣对此给出一个他个人的解释（接下来还会引用大段大段的英语，因此我自己作了一些翻译）：

[I]n science it is a mistake to visit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and that the mistake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psyco-physicists presumably serve as a warning to their successo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o should therefore be less and not more likely to fall into the same type of snare. This tendency of scientists to develop ‘preferred fields’ and to despise work in the forbidden borderline territory, may well be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remarkable lack of popularity of science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Whatever the politics of the man in the street of this generation may be, snobbery is at a discount and I think that perhaps he feels, not without some cause, that there is too much intellectual snobbery among scientists.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要延续前辈的失误。十九世纪的心理-生理学家所犯的错误应该为二十世纪的后辈有警示作用。后辈们应该尽少落入相同的陷阱中去。科学家们优先发展他们所爱好的研究领域，却对超出领域范围的工作加以鄙视的这种倾向，多多少少阻碍了科学在一般大众之间的流行。无论一个时代的流行意识形态是什么，在一般大众（man in the street）看来，迷信权威总是不光彩的，而科学家则往往被认为太迷信权威了。

Scott-Blair似乎很喜欢用“街男”（man in the street）来表达跟laymen（外行大众、普通百姓）差不多的意思。因为后面他继续举了个当时电台的例子：

We have only to look at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scientific journalism or at the amount of time allocated to science by the B.B.C. to realize how little scientific matters mean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B.B.C. bases its choice of programmes on ‘Listener Research’ and, within the tiny fraction of its time devoted to science it arranges not only for the best research workers to speak but, lest the scientist should often prove a bad advocate in his own cause, there are feature programmes in which professional actors and broadcasters use their skill to interest the public in science. Yet from the total time allowed to it, even by comparison with music, drama or literature, science is evidently of very little interest to the man in the street in spite of its obvious threats to his peace of mind or potentialities for the increase of his comfort.

No, science is technical, difficult and dull and is generally supposed to deal with abstract matters which have little connection with everyday life except, of course, in so far as the power which it brings increases our dangers or improves our amenities.

Of course, it would be as fatal to popularize science by compromising its principles as it has been to pursue such a course with religion. People will accept hard sayings not by compromising them but by making them meaningful. In our struggle towards what Lancelot Whyte calls ‘the Science of Man’, we are held back by many things, not least by this idea of ‘preferred fields’.

我们只要看一下一般的科学媒体，例如BBC电台花在科学上的时段长短，就能了解科学对于一般大众是多么无足轻重。BBC的做法是基于他的听众研究结果的，在微不足到的时间里，电台不光邀请了最好的研究者来介绍，而且考虑到科学家在宣传自己工作方面往往很蹩足，电台还请了专业的演员和播音员，通过他们的专长来引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然而，在有限的时间内，尽管还配以音乐，加入了戏剧性和文艺性，科学还是明显地不被普罗大众（the man in the street）所接受，哪怕事实上科学无论对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平静都举足轻重。

科学必然是高深、困难而乏味的，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抽象的事物，跟日常生活的关系很少——当然是除开它的产出给生活所带来的改善不谈。

当然，为了普及科学而歪曲它的原理的做法，就跟为了普及科学而将其宗教化的做法一样恶劣。凡是人们愿意相信的教义，都是因为公众明白其真正的含义，而不是通过歪曲其本来的意义仅为博得人们的皈依。在我们把求知的触角伸向Lancelot Whyte在他的书中倡导的“关于人的科学”（注：即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阻碍远不止“固有领域限制”这一条。

很明显，作者本身要谈的是如何使心理学的发展问题，但这段文字却同时谈到了科普的问题。有趣的是其中还透露了一下电台时代的科普节目。Scott Blair对于科普所持的观点，跟我以及很多其他严肃的科研工作者都一致，那就是宁缺勿滥。所谓滥就是指以“流行”、“传播”、“新闻性”、“吸引眼球”为第一位，内容为第二位。甚至为了前者不惜牺牲后者，做一些以辞害意、画蛇添足甚至白马非马的事。Scott Blair说就算电台专门找一些跳梁小丑来表演以弥补科学的枯燥，在公众当中仍然收效不大，并坚持说科学就是抽象枯燥的，一点也不应该有趣。

这其实是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言论。什么言论是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呢？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群众创造的”这些话就当然为“人民群众”所喜欢了。事实上历史上说这样的话的人都是骗子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同理，说“科学就是枯燥的，不会有趣”这种话，也当然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因为这相当于把普罗大众拒于科学之门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么什么话为“人民群众”所欢迎呢？当然是说“科学也可以变得很通俗很有趣”，并为民请命地自诩“剥开科学的坚硬外壳”会大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了。这就是姬晓华（音）办科学松鼠会、办果壳网和“谣言粉碎机”的成功之道。事实上他很清楚公众需要的其实不是科学，他提供的服务于是无需也确实不是科学。

无独有偶，在D. James教授的主页上有他在CalTech读研期间上电视的一个视频（要翻墙）。这是一个竞猜节目，他带来的是一罐PEO水溶液，结果他告诉主持人说这个液体“flows uphills”。完了参加游戏的嘉宾们就要旁敲侧击地问他问题，并猜出这是什么。让我吃惊的是无论是主持人还是问问题的嘉宾们所显示出的受教育水平——我是指所受的思维训练的水平。我觉得比如说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所请过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显示出这种水平，他们可以很好地显示出他们对自己的立场的“坚定”（通过吵架音量），但很少有通过就事论事和有问必答来显示出其思维素质，加上主持人特别喜欢打断本来正在进行得好好的辨论，还不是邀请水平参次的“现场观众”发表不咸不淡的所谓观点（其实多数只是声明了一下立场，没有contribution）。

著名辟谣控@能靠点儿谱吗非常介意一个科学可以解释（在他哪里没有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的事情被当作卖点来赚钱，例如“过冷水受激结冰不值20块钱”。非常希望他能揭露出D. James这段视频的蛊惑，再次拿出他拿手的气急败坏神态愤然指出“这无非是高分子浓溶液的弹性使然”（因为拿这个作为电视节目所骗到的广告费就远不止二十块了，“罪恶”要更深重），把原本属于D. James的神奇性，转化为属于他的权威性，让原本admire前者的普罗大众（the man in the street）变成admire他本人。他的做法，事实上也是松鼠会所有松鼠共同的做法，也将会是果壳网等等的做法。最近21世纪网有一篇标题为民间辟谣者不具备信用优势的文章，文章主旨是好的但说理有缺陷。事实上，辟谣和造谣是异曲同工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受众都是无知大众。不信造谣的人自然无须辟谣，需要辟谣的人自然会再相信新的造谣。姬十三的生意能长久就是在于他的受众是可以无数次“可逆”地在“信谣”和“辟谣”之间摇摆的。他的生意依赖于谣言，他和造谣者是坐同一条船上的。因为在无知者——即松鼠会之流的受众——那里，相信谣言和相信松鼠会同样理由不足。所以松鼠会的“辟谣”并不是源自于他们的科学性——懂检验其科学性的人也无需他们帮忙辟谣了——而其实还是源自然权威性、光环、形象、品牌。因此，把松鼠会做大的策略跟把中医养生做大的策略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就像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里所说的：“他们把政治激情带进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因此，“真理是有用来决定的，正义是由环境来决定的”，以便维持他们作为真理和正义化身的一贯性，不断积累“权威性”的砝码。

所以Scott Blair说在普罗大众那里snobbery is at a discount是大错特错了。至少在中国的普罗大众，snobbery is of big value。

广东稻米往事

网上很容易搜得到什么“六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作文民风民俗400字”之类的关于各地饮食习惯的资料。到底以面食为主还是大米为主估计主要是决定于当地哪种东西比较好种，因为古时候粮食运输不像今天这么自由。我是广州城里人，在我印象中天天吃白米饭在旧时是不常见。广东农村应该主要是把米煮成粥，里面加番薯一起煮叫“番薯粥”，就点萝卜干作为三餐的主食。只有县城大户人家才天天煮白米饭，仆人先要把主人一家老老小小的饭和菜全部做好，盛在玲珑瓷饭碗中。工人和主人要分开吃，工人吃的跟主人当然也不一样。网上搜到一篇文章说“广东人”，其实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专指广州老城市民：

人所共知，广东人日食三餐都以大米为主食。所谓“北人嗜面、南人嗜饭也”。此种饮食风俗习惯，是由广东农业耕种以水稻为主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

广东地处南疆边陲，属于亚热带气温区。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足，“民以水田为业（宋王象《舆地纪胜》）”，稻饭羹鱼。所以，粤人自古“以粘为饭，以糯为酒（《南越笔记》）”，及至现在，大体仍是如此。

现在广东一些城市生活节奏加快，面食制品增多，面食日趋兴起，甚至有食西餐、快餐的。但就日常生活而言，仍以大米为主食，有所谓“未见米落肚，不知饿定饱”，或饭，或粥，或米制的糕点，保持此种传统的饮食习惯。

广东有云许多口头禅和土语，其组词表意都与“米”字有关，如说人死了，谓之“不食广东米”；说家中增添了一口新人，谓之“加多了一碗饭”，这与来客人“加多一双筷”有不同含义；再有骂人好食懒做，广东人会说“蛀米大虫”，当然，它与我们的标题亦是两种含义；若批评人办事无能，谓之“食贵米”；批评人做事不知危险，谓之“嫌米贵——不知死活”；若挖苦人不开窍，谓之“食馊米”等如此类的说法，都万变不离其宗，说来的确离不开“大米”。把“大米”与生老病死、勤劳懒惰、精明愚蠢联系在了一起。大米在广东人生活中之地位何等重要，由此可窥一斑了。真正的“蛀”米大虫属也！

我人小则属于“食失米”，吃饭不长个儿。现在我自己就天天煮饭。自从住回补校，我自己做饭之后，我就很少在外面解决。因为任何饭馆的美食都很难比得上我自己在家弄的住家饭。先不谈外面餐馆用的油和食材很可能有猫腻，在家里做饭有一个独家的体验，就是饭在煮的过程中你能闻到饭香。因此，在家吃饭一定先闻上十几分钟的饭香才能开吃。以前跟父母住的时候，无论我在电脑前有多么不愿意停止，只要开始闻饭香，不用我妈催促，我自动就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了。下馆子和叫外卖虽然都比自己煮方便，但是在外加班的打工族却往往吃无定时，原因就是他们直到吃饭之前都闻不到饭香。

今天在The China Beat博客上看到一本新书叫Gourmets in the Land of Famine，讲述了从1937年开始到41年最高峰的广东饥荒的来龙去脉。虽然按照Emily Hill的书评所述这本书有史料不足结论过于大胆之处，但是其将广东人对大米的挑剔作为饥荒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观点至少很有趣，恰好应验了“不食广东米”这句歇后语。莫非除了“嫌米贵”之外，“嫌米贱”也同样不知死活？——就好像“嫌钱腥”一样。书中也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农业问题上过于书生气（technocracy）而进行了批评，于是也可牵强地谓之“食贵米”了。

在袁隆平研究高产水稻之前，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平民百姓基本上是大小饥荒连年不断的，饿肚子是常态。这在今天的我来看是不可想象的。饥荒也容易导致人心叵测，中国人心中典型的“省”和“防”的心态多缘于此吧。中国的平民百姓就是指农民，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前很少城市穷人的，一直以来中国的统治问题就是如何统治农民的问题。今天发生的所谓“改变执政思路”，是史无前例的事，因为“现代中国人”是一个新出现的、以前谁也没见过的、而又人口巨大的群体。他们不种地了（都打工了），也不饿肚子了（主要愁没房子）。

活在当今中国的希望是什么？

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常是结合着对政治走向和民众的主流价值观的思考——那当然是既资料不全又不专业的思考。我的资料不全的业余的思考过程中常常遇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一规律的印证。很多人觉得现在我们上网了、翻墙了、有微博了，思想就进步了，我都觉得扯淡。要说思想一点没进步可能嫌太绝对，至少是进步得很慢，几乎相当于没进步。

有些人习惯评论说：“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太善良了。换在国外可能连首相都辞职了。”其潜台词就是说统治中国老百姓的难度太低了。事实上这事情并没有难度高低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性格，只要顺着民族性格来就容易，逆着来就难。所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讲，你的性格不改，管你的办法就不会改。

所以每当我们质问政府处事方式为什么这么“违反民意”的时候，倒是要先换位思考，问问自己如果坐在那个位置上的话会怎么做。中国不是没试过“一张白纸”的历史时刻，甚至试过了很多次了，也不是次次都跟什么党有关，但从来没搞好过。是否不应该把怨恨肤浅地归罪于一种还是另一种政体？

一直以来在我脑中有两种中国老百姓形象。一种形象就是典型的北方农民，要求很低，什么人权、什么平等，他不懂喊。他脑中认的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基本宗族观念。另一种形象就是流民，走南闯北，表面上讲江湖义气——也许有时也真的讲——但多数情况下见风使舵、过河拆桥，在乱世下混口饭吃，兴许还能当上个枭雄，在他心中没有什么准则和底线，只有生存、生存、生存。

为什么在我脑中只有这两种老百姓形象？因为作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没有机会亲眼见到一个贵族。像傅雷这种贵族已经在文革期间一一被逼死了。到79年改革开放前夕，留下来的是一堆农民，他们变成了现在的弱势群体；和一堆流民，他们变成了现在的富人。这三十年，原来对的变成了错的；原来错的变成了对的。因此连基本是非也颠覆了。一个既没有任何贵族作为平民向往的榜样、是非观也被颠覆得七零八落的社会里。你无论坚信什么，都是孤独的。

“我觉得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

正由于此，大多数人其实仅仅是因为害怕孤独而选择他所坚信的东西。例如有一堆人很自觉地靠自由主义者那边站，又有一堆人很自觉地唱赞歌——这一切都在我上新浪微博的短短几天内如火如荼地上演。但我发现他们无论靠哪边站，思想都很苍白。

穷人上电视台唱歌，一句“炒作呗”、一句“想红”，就什么感动都变得可笑了。弱势群体上访，一句“要钱的”、“赔少了”，眼光就渐渐变斜了。从小学作文开始，一件事好像正着说反着说都可以。近代百年，中国上演了这么多“主义”，反正也就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专门为中国人走入现代而设计的信仰。现在流行推翻历史，例如说列宁其实是个政治强盗。好吧，假如说中国是被十月革命的胜利误导了，信错了人（国）；那么除了俄国之外这么多国家该信谁呢？一个千年古国是否应该靠信别人才能顺利走入现代？到现在为止仍然一堆相信传统宗族的农民式老百姓在不幸地充当弱势群体（很明显他们的“民脂民膏”也不是到今天才遇到被搜刮的命运了吧）和一堆脑中没有什么底线的、蝇营狗苟、尸位素餐、鸡鸣狗盗之徒大摇大摆发家致富，中国不变回到旧社会才怪。

一句话，新社会不是靠上面自觉建设和提供的，而是靠下面争取的。就算上面自觉建设了一些，提供了一些，只要不是争回来的，也都等于零，不能算入“进步”。任何真正的“进步”都是争回来的，这样的进步我们不是没有，但是代价奇高。问题到底最该争的是什么好像没有人知道，于是也没有把代价集中在“刀刃”上，错误就一次次在它倒下的地方站起来。

举例说明，

我觉得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工作的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我们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

拆除违法建筑只是城管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城管面对的是不遵守城市规则的人，没有城管的城市是一个没法生活的城市

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作为一个执法者的忠于职守为何变成了罪恶？曾讲此话的官员为何被免职？——负面影响太大。一年之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出台，“执法”跟“杀人”之间的等号才算有些淡化。这说明，一来我们的每一个微小进步确实都要靠流血。二来我们的进步是徒劳的。到头来是非对错没弄明白，也不基于什么理念，只是偶然地因为“死人了”才悻悻地出台一个法律。很多人还敢妄言什么“执法”。看看1949年以来共和国律师的发展命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律师不仅得不到权力的支持，更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律师的命运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除了拜倒在权力的石榴裙下、乐此不疲地在权力圈养下内斗之外唯一的命运就是死，原因在于他们从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不能说人民没支持过知识分子，只是他们次次都去支持讲好话、唱高调，但实质上见风使舵的的公共知识分子。

存在一个标准，它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出知识分子在公共活劝中是否有辱使命；当他妨碍了俗人们的利益时，他立即会遭到俗人们的侮辱（苏格拉底、耶稣）。我们还可以断言，被世人夸奖的知识分子都背叛了自己的使命。——《知识分子的背叛》

或者更加抽象地问一句：一个人认死理儿有没有好结果？我们的答案来源有上下五千年这么丰富！——这并不是哪种外来的主义或什么党独立造就的。中国老百姓命贱只能说是自己拿来贱，怨不得人。

可以不讲中国人以免伤感情，讲其他民族。最近挪威枪案新闻很火，导火索是移民问题。挪威的穆斯林移民不去工作，还拼命生小孩骗低保。挪威这种高福利社会的社保是你工作挣两万不工作能拿一万五的。当地人认为拿社保是一种奇耻大辱，但那些穆斯林移民并没有这个心态，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谁叫你给？生一个你给生十个你照给，你给我还不能要了？他们还仇视当地人，认为当地人没有尊重他们的信仰什么的。挪威人于是一直以来是交高税去养活一堆移民。这种移民问题是很多西欧国家的问题。很多五毛党说美国贫富差距也很大所以也“不完美”。作为死忠五毛的我倒是可以举个例：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偏辟白人小镇，店铺掌柜不在，顾客可以“不问自取”，但一律自觉地放下钱。不涉及钱的类似例子就更多了，我去德国天天遇到，你根本没脸面——说实在也于心不忍——去当破坏这一美好得让人心醉的惯例。但是在比如芝加哥黑人区，你出门不带上个十几美刀都会有生命危险。不丁点儿的黑人小孩举高手用枪顶着成人下巴抢钱。在白人与黑人两个极端的中间派——华人的典型作派就是：善用超市的退货保证直到被列入黑名单为止。什么叫做“自己拿来贱”？这就叫做自己拿来贱。跟什么党、什么政治制度关系为零。但跟他们心中有没有一种高贵形象（贵族）以供向往有关。农民心中向往的是有钱人，流民心中向往的是有权人，中国目前的价值观现状正是因为中国人只剩这两种面孔。

那么到底什么人才会向往精神上的高贵？我导师曾经跟我说过，就是坚持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目标。拥有这样的（成功）经历的人，才有底气去蔑视强权和铜臭，因为至少他个人的成功就没有通过献媚和陷害、没有掺杂“原罪”。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先遑论什么权力腐败，在平常生活点滴中都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做不到，那么那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就无从谈起。这算是我对本文标题的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