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是“标题党”

先说点儿题外话，最近发现我的中文“式微”了，用中文写blog总是比用英语来得不知所谓不三不四，有点类似最近热议的方言的“式微”。

回到正题，关于标题党的争斗让我对中文圈子内的东西稍感安慰，这些说母瓬的人们终究还是有自嘲的幽默感和勇气的，没有永无止境地堕落下去。令人愤慨的手段一旦成了议论的内容本身，就变得只剩下可笑，甚至还有点儿可爱。也许“眼球的经济利益”这个词组放到十年前也会被认为是标题党之作——那时的人多半会以为是把眼球挖出来卖钱。

然而，把“标题党”这个关键词引入到古典音乐中来，就真的是创新的“标题党”了。实际上作者指责的是目前我国音乐创作中泛滥的标题音乐风气，以前潜在的所谓政治投机心态。如果真的有政治操纵艺术的情况，那必然应该唾弃。但是事实上，到底谁操纵谁，有时很难说得清楚。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公众的意图越来越能够左右政策的制订甚至政局变动，这时文化对政治的间接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黄河》、《梁祝》两个协奏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许的确是纯粹的政治，但是当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今天再看这两个作品，不能不说是中国西洋音乐创作的一个高峰（甚至在演奏上也如此，殷承宗与李德伦合作的那个演绎也代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献媚也罢，投机也罢，是金子的总会发光。那些《走向新时代》、《香港1997》还有《2008奥运》之流，毕竟以音乐示人，必然要凭音乐来打动人或者惹恼人，标题只是视其结果或锦上添花或雪上加霜而已。就算是《悲怆》、《田园》等后人一厢情愿添加的标题，也并没有体现作品的伟大，反倒大大妨碍了作品。

任何标题都不能掩盖一个垃圾作品的贫乏，而伟大的作品往往只有同一个标题：人。那些令人愤慨或可笑的东西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能在历史中站得住脚的东西，突破了历史局限性的东西，也就是体现着人类亘久不变的本质的东西，才能称之为伟大。

人民（的）音乐家

专题片《David Oistrakh-Artist of the People?》，其标题仅以一个问号，就定下了全片的基调：怀疑和争议，而且是永恒的怀疑和争议。

大卫·费奥多洛维奇·奥依斯特拉赫（David Feodorovich Oistrakh，1908－1974)，前苏联著名的小提琴家。五岁开始学琴，1926年在敖德萨音乐学院毕业，1934年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高级班。先后获得全苏小提琴比赛一等奖、全提乌克兰小提琴比赛首奖、全苏表演家比赛会优胜、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琴比赛二等奖、依萨伊国际小提琴比赛会优胜、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二等奖、依萨伊国孙小提琴比赛冠军等。他的演绎以情感取胜，有时嫌较腻，但是总之是属于能够比较地道地演奏任何作品的那种“有保证”的演奏家（正如J. Heifetz、A. Rubinstein、S. Rostropovitch等）。如今他演奏的版本是乐迷最容易得到的，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但是在这些散发着高贵、浪漫和自由气息的音乐背后，有着所有前苏联人民，尤其是名人所难以冲破的铁幕。

苏联指挥家Gennady Rozhdestvensky在专题片中说到（英语字幕，下同）：

Many young musicians who went to competitions at that time we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hey had to win. This is because your victory was not yours but the people’s and, consequently, the system’s. It was the same thing in sports. Imagine what a colossal additional burden that was. Everyone followed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and got a sense of pride from them. But you were obliged to win first prize. If you didn’t, you had to answer for it…The state won the prize. The system. That’s what was implied. That’s just the wy things were. It was 1937…Just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hurdles he had to overcome, like all the other artists.

影片中也播放了一个片段，在取得1935年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琴比赛二等奖后，年青的Oistrakh在镜头前说：

As representatives of our country’s young musician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e brilliance of music and the success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这对我们的耳朵来说是多么的熟悉：是祖国和人民使给我音乐的才能，我的一切荣誉归祖国。这是很好，不好的其实是，当我没有获得荣誉的时候，那我就是辜负了祖国和人民的厚望，浪费了人力物力。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政治，其潜台词无非是社会主义国家急于显示其文化的“优越性”同时反衬出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和没落”。这是大方向，这是主旋律。一切文化宣传均服从于这一条。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着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在国际比赛，本身就只许胜不许败。当然，也是看中你有得胜的能力，才给你这种机会。总之一切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筹码。但是，作为表面的宣传，这种集体主义荣誉感的确能大大地振奋人心。所有人都以某位“英雄”为豪。Y. Menuhin提到这样一个小细节：

…In charge of the airport they had one of these Russian women…She looked at me up and down and said, ‘You have been heard of Oistrakh?’ ‘Yes, indeed. One of the world greatest violinist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Then she looked me up again and said, ‘Have you ever won any medals?’ I said, ‘No.’ She said, ‘Oistrakh has!’

这就是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真实情况。人民的艺术家说白了就是统治机构的艺术家，为统治机构服务。当然了，当统治机构把人民拉向了自己这边时，那也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了。

Y. Menuhin在担任联合国UNESCO国际音乐委员会（International Music Committee, IMC）主席时同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一段来往也许是比较广人所知的事情。在影片中，事件的两个当事人互相印证了事情的经过：

S. Rostropovitch: Yehudi Menuhin had asked me to play in a trio with him and wilhelm Kempff. The authorities refused. Menuhin got in touch with Moscow. He was chairman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Music Commettee. They replied that Rostropovitch was sick. He called me at home. My wife answered the phone…

Y. Menuhin: I said ‘I hear Slava is ill.’

S. Rostropovitch: ‘Terrific, fine, he’s in tip-top shape’, she answered. ‘So he can come?’ Menuhin said. ‘Yes. He’s dreaming of playing with you.’ Afterwards Menuhin sent a telegram to Brezhnev, who w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Party’s centreal committee at the time. The message was very furioius and very serious…

Y. Menuhin: ‘All the press will be on this concert. Television of the world. And I’ll tell them the simple fact that you’re liers. You told me he’s sick. He’s well…’

最终Rostropovitch得以成行。历史是这么说的：

{p. 106}Three years later, for instance, at a special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the IMC in Paris, the cellist Rostropovich mysteriously failed to show up. Oh, he’s had a heart attack and cannot travel, Yehudi was told. Horrified, Yehudi managed to get hold of Rostropovich’s wife, Galina Vishnevskaya, on the telephone. Rostropovich was in Georgia, giving a concert, she said. He’d been sent there by the Ministry. A heart attack? she asked in amusement. Who has told you this lie? Yehudi was furious and cable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No, Rostropovich was unavailable,

{p. 107} but would Mr Menuhin accept Shostakovich and his new quartet as a substitute? (This must have been Shostakovich’s 15th String Quartet, among his most bitter and personal attacks on the Soviet system. So the offer had an extraordinary irony and further demonstrated to Yehudi the total stupidity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No, said Yehudi, he would accept no substitute and decided to cable Brezhnev himself, threatening to expose the lies the Ministry was telling. It is doubtful whether Brezhnev had ever heard of Menuhin; but Rostropovich got his visa and the Paris concert went ahead without further mishap.

–TONY PALMER, MENUHIN: A Family Portrait,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91

可见，当局（意图）完全掌控音乐家的每一项艺术活动，严防他们同西方的任何“计划外”接触。这种做法，同其声称“优越性”时的自信表现完全大相庭径。在全民被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激情所统治的情况下，恰当的谎言只会被当作必要的宣传，做liers无非是一种习惯罢了。不过，这种管制的stupidity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到底是政治操纵文化得以成功，还是文化左右政治博弈的成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本的，但在某些人那里无非只能充当一个解释。

越是在那种逼着人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环境里，音乐就越是显得可贵。音乐就是感情的直接表现。直接——这就是可贵之处。既然言语会杀人，而且无法选择缄默，那就只有靠音乐去忏悔。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前苏联艺术家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情感丰富而真实的演绎。不知道当时的听众，在不必张嘴的时候，听着这些音乐，心里的状态是否仍如平日那样或者杯弓蛇影，或者剑拔弩张？

真理总是不能靠赞成或反对些什么来建立，但很少人明白这一点，离真理越来越远。

走调的夜后，隐形的魔笛

11-24-06 Magic Flute

在暨大时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广州没有一个正式的歌剧院，所以没有歌剧听。我却想起小时候去中山纪念堂看芭蕾舞，那个舞台用来表演歌剧也正合适啊——有乐队的池子，台上布景也很漂亮，好像真的一样，舞台又宽阔，跳舞的在上面伸展得很开……不过，广州歌剧节目很少却是事实。这次赶着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的末班车，在星海音乐厅上演《魔笛》，使我十分好奇。那个交响乐舞台将会如何改造呢？布景又会如何呢？这次我拍了一些实况照片，放在了Google相册里，大家可以点击右边的图册进入。

舞台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由于乐团的规模比较小，加上乐手们坐得比较挤，所以在乐队后面可以腾出空间来，形成一个舞台。但是由于乐团没有像传统歌剧院那样藏在池子里，整个晚上乐团的声音都太大，盖过了歌手的声音。

在大管风琴的前面挂起了一张白布，用投影仪播放一些类似布景的东西。这一设计可谓失败中的失败。白布太透明，投影仪功率太低就且不说了，所播放的内容简直不伦不类，似乎是一个蹩足的Photoshop菜鸟的习作，跟歌剧的剧情不是完全不符就是生硬得作呕。

歌剧的编排也比较不妥。中间的宣叙调和念白被全部删除，改为由一个讲童话的老奶奶插空走出来介绍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剧情。而歌手们在舞台上基本上以唱为主，没有什么演绎，也没有任何道具——包括魔笛和魔音盒等道具也都只由手势代替。即使由手势代替，其手势也抽象得很，不跟乐队的笛音相一致。更不用说怪兽没出现，动物没出现，……我认为，如果要向大众普及歌剧内容，与其把剧情分割得七零八落，加入生硬的中文解说，还不如演员本身在舞台上的演绎具体一些，认真一些，让观众直接从舞台上就能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以前所看过的《魔笛》，除了完全没有舞台净唱Highlights的那种，其也的版本全是布景道具一应俱全，歌手的表演和歌唱也摆在同等的地位，有时候甚至像是考验演技多于考验歌技。这一点很值得今晚的舞台工作者学习！

歌手

今晚的歌手阵容基本上是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或郭淑珍的学生团。应该代表了中国歌唱界新生代的水平吧。

扮演王子Tamino的王心表现得像个冷血动物，每一句都没有什么感情成份。尤其是在捧着Pamina照片诉衷肠的那一段，Mozart写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经过句，他直来直往地就唱掉了，实在浪费！实际上他只用一种坚定的、自信的、实在的声音就唱完了整个歌剧。

不过，相比其他歌手，王心的表现算是中规中矩了。三个夜后的侍女（Die drei Damen）是更加令人失望的三重唱组合——踩不准节拍，控制不住音量。事实上，夜后的侍女应该是三个调皮的妙龄少女。如果形象差得远，至少歌也要唱得八九不离十才行（银铃般的响声）。但是今晚的三个唱得像是不服老的老人，声音跟不上节奏，还要再拖长一下，感觉像掩饰加逞强。

夜后的扮演者——吴艳彧，让我从今晚之后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夜后的唱段难度都比较高，但是——她水平也实在差得太远了一点儿！夜后出场的第一个唱段（Rezitativ und Arie: O zittre nicht, mein lieber Sohn!），最后的Arie有连串的音阶和琶音，音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今晚的夜后音阶里大概十个音她只唱清楚了两个，琶音唱不准走调。最高的音根本唱不到，只能破罐子破摔地尖叫一声代替。夜后这一灾难性的出场简直要为整出歌剧蒙上一层阴影。不出所料，在第二幕的又一高难度唱段中（Der Hölle Rache kocht in meinem Herzen）吴艳彧照例一团糟。有一处反复出现的琶音的最高音唱不上，一直用一个不正确的低音代替——她最高只能唱到这个音。真是不折不扣的loser。技术不行，感情也没有。夜后的唱段原本没有一段是欢天喜地的，不是哀就是怨。但是我看到演员一直在得意地笑，似乎压抑不住某种兴奋感，跟剧情风马牛不相及。

也有表现得还可以的。Pamina和Papagena中规中矩，Papageno更是称得上不负众望，实际上整台歌剧就他起到了支柱的作用。

比较有趣的是Sarastro的扮演者——蔡俊军，也许是年纪较小吧（2003届的本科生？师弟级人物），显得很稚嫩，却要扮演Sarastro这么大份量的角色。我记得以前看的西洋版的魔笛都是找一个很胖的，挺着大肚子的男低音，从音色到形象都十拿九稳。今天的小师弟个子矮小精瘦，服装也不对劲——太阳神的服装竟然弄了一套深色的，穿上之后不像正直高尚的大祭司，却像诡计多端的小魔法师。虽然如此，我对这个演员的印象还是不错。也许是因为他唱歌的时候的那个认真劲，那种心无杂念的感觉。

此外，三个仙童似乎没有真的找童声来充当，而是找了三个女声。

乐团

指挥张洁敏是上交的助理，一派雷厉风行，胸有成竹的气质。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音量过大也应该主要不是乐团的错。序曲和歌剧中的一些紧张部分张洁敏都采用较快的速度，节奏的张力比较足。尤其是在序曲中快速的地方声部交替很多，很delicate，乐团基本上做到了有条不紊。但是——还是广交的老问题，低音太“谦虚”。这主要表现在序曲上，进入展开部就可以明显地听到了。展开部中双簧管solo应答的地方，似乎没进入状态——慢了整整一拍进入。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听到的几个交响曲，指挥都倾向把某些因素夸大，例如增加速度对比，过分的rubato等等，似乎都想在经典曲目中弄出点儿自己的特色来。但是我只希望能够好好地听一场哪怕是中规中矩的演绎，尤其是广交，只要它节奏不要乱，音色不要这么毛糙，更好地做pianossimo，低音大胆一点……等等基本功全部做到的话，我就十分赞赏了。

听魔笛让我想起了电影《Amadeus》，由于实在看了太多遍，连剧中莫扎特指挥的手势特点我都记得很清楚：不执棒的手伸向乐团的“深处”、“远处”，而执捧的手又不断地向身后拉，两手在纵向占据一个很长的空间并不断地挥动。今晚张洁敏的动作就就同这种风格十分类似。

观众

关于观众的所谓“素质”问题，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以澄清一下现存大众的误解，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很难说得明白——也正因为涉及的问题很多，简单的大众才陷入误解。今晚的观众都显得比较谨慎，也许广州听众接触歌剧比较少，不知道该在哪儿鼓掌，在哪儿叫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星海音乐厅自己安排了“枪手”在观众席，鼓掌的地方实在是“中规中矩”。事实上在西方，对于像《魔笛》这样耳熟能详的节目，其中哪些唱段是著名唱段应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很大程度上，大家去听《魔笛》就是重点听这几个唱段歌唱家唱得怎样的。当歌唱家完美的“搞定”一个著名唱段时，尽管乐队的尾巴还没完，大家就可以狂喊bravo并鼓掌了，这是一个惯例。如果著名唱段完了之后听不到鼓掌，反而让艺术家很尴尬。比如夜后的唱段没有不鼓掌的（尽管今晚的夜后实在差强人意），王子捧着Pamina照片的那一段也要鼓掌的。如果是其他不太著名的唱段，没有需要鼓掌的惯例，不过如果当晚的该唱段实在唱得非常出采，大家也可以给以短时间的鼓掌叫好，不影响此后歌剧的继续进行。热烈的鼓掌往往不等乐队的尾巴完毕就已经爆发，一直伴随着乐队把乐曲的尾巴演奏完。歌剧尤其提倡这样鼓掌。今晚的著名唱段之后都鼓了掌了，但都是在音乐完结之后鼓掌的，在歌剧来看，就显得很勉强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真的不满意今晚的演员水平？

中场休息的时候A区座位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一个老伯用响遍整个音乐厅的音量高声责骂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听其内容，似乎是投诉有观众带小孩进来，小孩一直吵。他于是责骂工作人员没有制止这种行为。他高声地喊着：“不是一米二十以下不得进场吗”，似乎想争取在第二幕演唱黑脸奴材Monostatos。

星海音乐奇有人带小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家人两家人的事情了。说实在的，法律没有规定听音乐必须安静，不准开闪光灯照相，不准乐章间鼓掌，不准带小孩……这些完全是在场的听众群体自己为了达到所需要的欣赏效果而制订的公约罢了。如果多数人认为带小孩进场会影响欣赏质量，那这么做的人自然就少，也自然会受到无声的责备。现在带小孩进场的情况有增无减，无非说明广州的听众认为带小孩进场不影响欣赏质量呗。同样的，乐章中谈论，乐章间鼓掌，照相，乐曲中进/离场，来电铃声等等情况有增无减，也只能说明广州听众一点也不觉得这些事情“影响欣赏质量”。到底要欣赏什么东西都糊里糊涂，又哪知道这些东西要达到什么“质量”？这是广州听众自己订下的符合广州“市情”公约，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哪里有权干涉？责令工作人员把带小孩的听众赶出场，这不是强人所难，无理取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