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glei兄的“戒豆瓣”风波似乎已经结束了吧。看了这么多人的话，我想讲讲我的。

为什么人会有什么左倾还是右倾呢？其实是来源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世界。左倾或者右倾，只是这种理想在具体问题上的体现罢了。左倾的朋友和右倾的朋友，他们脑中的理想世界的情形一定是截然相反的。与其在具体问题上左右相争，倒不如互相倾诉一下大家理想中的社会是怎样的，想必就这个问题，大家都会很不一致。此君一说完，彼君就马上插嘴：“你觉得世界这样好吗？我感觉还不如那样？”理想都不一致，那就难怪对今日社会的现状和走向有如此大的分歧了。况且，理想是很个人的东西，关于国家关于统治也许我们乐意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关于理想，似乎大家都比较尊重自己和他人，没有什么强求的冲动。如果认识到我们的分歧其实是在于理想，那就没有任何争论的必要了。

关于理想的社会，也不光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很多伟大的哲人都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先参考一下他们的理想，再自信的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必然，指导具体问题的评判呢？

再想想另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争论？我想来想去，就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学习、求知；第二个是为了说服别人。对于第二个目的，一篮子“辩论的艺术”就出炉了，想想大学的辩论赛吧。如果目的是为了说服他人，那么他人被说服即可，不必辨出个真理来，有时恰恰是混水摸鱼，诡辩连篇，这些Penglei兄不会感觉有意思吧。那么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如果是指精神领域（而不是指什么力学三大定律之类），这些“理论”或者说个人哲学，是用来信奉的，基本上不容质疑。但是，人与人偏偏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辨，目的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哲学还有什么漏洞。辩得赢，说明暂时还是没有漏洞的，可以自圆其说的，心安理得；辩不赢，说明有漏洞，回去要再思考一番，使自己所信奉的东西更加完善——而决不会转而去信奉人家那个辩的赢的哲学的。所以辩论是永远无法让别人同意你，只会让别人和自己更加信奉各自原来的东西。我们既然信奉了什么，为什么还要去完善它呢？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宗教就是因为它足够强大，能够获得足够大的安全感，因此信奉的人多。我们自己的哲学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可以谈谈具体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了，目的不是为了辩论，而是为了把我的观点摆出来。有的人对政府总是怀疑，也许他认为世界上存在有“不被统治着的”人民？“不被愚弄，不被指使着的”人民？这么说也许他不同意，他说他承认，但“起码”某些国家程度就比中国轻一些。这样似乎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结束了呀。不就是某些国家程度比中国轻一些么？现在总之是要统治咱们人民，问题就在于“如何统治”了。如何统治中国人呢？这也许跟“如何统治日本人”，或者“如何统治美国人”差别很大吧。这几种人性格都差别很大，统治他们方式一定就不一样。就中国人来说，如何统治他们最好？你觉得呢？依据又何在？你该不会认为要先把中国人教育成都如你想象那样，然后就可以按你想象的那种方法去统治中国人吧？我好像也可以照此来办，谁都可以照此来办呢。

平民百姓讨论这个有没有必要呢？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是你不是人民群众，我不是人民群众，只有整个的人民群众才是人民群众，那种效应才会存在。你个人的理想，默默地藏着就最好了。偶而遇到共鸣的，说个“缘份啊！”也就那样了。作为人民群众之一的个人，除了做好本分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作。

不过Penglei兄，感觉政治倾向咱们挺近的，思考此类问题的方式也相近——缘份啊！

最近练习一个中提琴协奏曲（Viola Concerto No.1 in D major, Karel Stamic, 1745-1801）的协奏部分（钢琴版），总是忍不住要跟作者的同时代人物莫扎特比较。我总觉得这个作品别扭，很多地方旋律都展不开。好像是因为严格按照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格式来写，很多旋律只发展几小节就掐掉进入另一个旋律了。莫扎特的作品从来不会这样。难道是我听惯了莫扎特的那种浑然天成，所以听其他古典主义时期作品时就觉得别扭了吗？我还联想到《莫扎特传》里的Salieri，片中出现过几次（所谓？）他的作品，觉得旋律就那么的古板，那么地没有新意和灵性，起承转折也很突兀。片中，Salieri作了一首钢琴小曲，让约瑟夫二世在召见莫扎特的时候弹奏以示欢迎。莫扎特不仅只听一遍就记住了全曲，而且还指出了曲子中的不妥之处，提出了修改的建议，让在场的Salieri好不尴尬。我觉得这个中提琴协奏曲就充满着Mozart会觉得不妥的地方。

今天看了几页《傅雷家书》，觉得这可能是“词藻”（speech）的问题：

“……这个意识不仅表现在莫扎特已用到控制整个十九世纪的形式（forms），而且也在于他有一个强烈的观念，不问采取何种风格，都维持辞藻的统一（unity of speech），也在于他把每个细节隶属于总体，而且出以brilliant［卓越］与有机的方式。这在感应他的前辈作家中是找不到的。便是海顿吧，年纪比莫扎特大二十四岁，还比他多活了十八年，直到中年才能完全控制辞藻（master of speech），而且正是受了莫扎特的影响。……他万无一失的嗅觉使他从来不写一个次要的装饰段落而不先在整体中叫人听到的；也就是得力于这种嗅觉，莫扎特才能毫不费力地运用任何‘琢磨’的因素而仍不失其安详与自然。所以他尝试新的与复杂的和声时，始终保持一般谈吐的正常语调；反之，遇到他的节奏与和声极单纯的时候，那种‘恰到好处’的运用使效果和苦心经营的作品没有分别。”

这些特点原来是莫扎特独有的，而我一直以为是整个古典主义时期普遍共有的。正如文中后来说的那样，莫扎特“不是‘一个’古典作家，而是开宗立派的古典作家。（He is not a classic, but the classic）。

多翻几页，我又翻到了一翻对Brahms的批评：

“……（相比勃拉姆斯，莫扎特）就是一个与禁欲主义者截然相反的人。……然而在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中，我们偏偏不断听到的所谓真正‘古典的严肃’和‘对于单纯sensual beauty［感官美］的轻蔑’。”

“……勃拉姆斯的某些特别古板和严格的情绪mood，往往令人想起阿那托·法朗士的名著《塔伊丝》（Thaïs）中的修士：那修士竭力与肉的诱惑作英勇的斗争，自以为就是与魔鬼斗争……”

我喜欢勃拉姆斯的恰恰是这一点。我这个人本身就有很强的禁欲主义倾向，这可能是同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小时候我父母从来不当我是儿童，一律以成年人应有的责任感、自律性来要求我。比如，似没有任何理由是可以去玩的。玩在其本身就是错误的。吃饭也不能看电视。总之任何一般小朋友会喜欢而成年人不屑一顾的事情，在我这里都不允许做。也许说出来是挺惨的，但我反正已经过来了，而且潜意识里很认同。我很崇尚无娱乐的生活。就算要娱乐，我也讨厌肤浅的及时行乐。还有，不开任何玩笑，不说任何没有必要，没有内容，没有价值的话。一切都要井井有条，按部就班。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一定要把一个活生生的正常人给闷死才罢休。如果我妻子跟我说：“周末出去玩玩怎么样？”我就会说：“咱们家厨房那煤气炉有点坏了还没有搞呢。这个周末要带小孩去报xx班。家里很久没搞卫生了，周末一起搞搞，收拾一下，你看那放报刊的地方乱成什么样。快没米了周末我去超市买米。很久没去探望三舅公了吧，这个周末既然有空那就去看看他吧。……”总之我的逻辑就是，都成年人了，身上一堆任务一堆责任，家里的，单位的，都要先完成，而且也是永远也完不成的，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去玩。去玩，去发泄是不成熟不完美的表现，是失败的表现。现实是痛苦的，那就痛苦地去生活，而且要痛苦得地地道道的。所谓快乐的生活都是自己骗自己，是假象，是胆怯。

所有这些偏执的信念和追求全都能在勃拉姆斯的音乐里得到满足。事实上在他的音乐里，这种禁欲主义倾向被美化了，英雄化了。所有禁欲主义者都会爱听勃拉姆斯。

From 02-02-2007Huaiji

读了柴静的文章，我想起了新兴山上新发展的林业，据志倍说，可能用于造纸。我还想到当地的大自然奇迹燕岩一带，有很多人大量采摘燕窝和捕捉幼燕。旅游业兴盛之后，数量突增游人更是强烈地惊扰了那里的燕子，这样一个天然的栖息地可能不久就会消失。

造纸是一个高耗水高污染工业。消除造纸污染的技术目前已成为我国科研热点，也就是说——十年之内没戏。没有触目惊心现实（例如这个或这个），你怎么也不能想像到，一堆肤浅得很的“环保运动分子”日夜宣传的悚人听闻的材料竟是真的。相比之下，那些因为栖息地越来越少导致动物数量骤减的消息则总是不绝于耳。白鱀豚就是最沉痛的教训：

“长江水太可怕了！”外国专家纷纷惊叹道：“这里没有多少浮游生物，完全不适合豚类生活。”

乱捕乱捞，则让豚类丧失了食物来源；一些捕鱼的利器———比如滚钩，会穿透它们的身体。在一具白鱀豚的尸体上，被滚钩扎伤的伤痕有103处。而在中科院水生所的博物馆里，陈列着惟一几乎孕育成熟的白鱀豚胎儿标本，它静静躺在福尔马林液体里，好像睡着了。就在要离开妈妈时，母亲的头被螺旋桨削去了一半。

“包括三峡大坝———它的建设虽然对白鱀豚没有直接影响，但切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减少了白鱀豚的食物，同时使白鱀豚失去了生活场所。”王丁博士说。

“难道比大熊猫更稀有的白鱀豚，会像恐龙一样成为一种记忆？”张先锋博士说。王丁———这位多年从事白鱀豚研究的鲸类专家，也不相信它已经灭绝。他们试图通过在科考的细节，寻找其存活的理论概率，而这更多来自情感上的难以割舍，仿佛面对亲人的离去。

他们不得不承认，希望十分渺茫。国际上已经公认，如果某种群的数量少于50个，它的命运就是灭亡。

全文《白鱀豚，因人类走向消亡》，南方周末

先发展，后治理。一句透着无奈的口号，似乎足以给良心一个交待——毕竟要吃饭要生存，人都没法活，几十年后的后果只能指望有能力的时候再去考虑。殊不知，这哪里仅仅是人的活命问题！贪婪早点蓄势待发，罪恶早就万事俱备，等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掩饰的口号。在中文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句式“说好听点……说难听点……”。一件事情的是非，可以通过其“说”法来左右。在无奈的口号下，牟利可以就疯狂至此，更何况是打着某条“硬道理”的旗号。“先发展，后治理”无非就是“只发展，不治理”的“好听”版。

既然如此，那……按照“不能给犯罪分子以任何借口”的逻辑，今后“以任何名目”进行类似活动“一律”坚决取缔！于是，我们看到的将会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农村，没有实业没有商品的“纯自然”经济，农民一贫如洗。“不发展”的话，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次作恶分子又有了另一个更好口号，尽管从文字上看同原来的截然相反。

中国的悲哀一部分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思维。短视、浮躁只会导致更加短视和更加浮躁，思维模式也随之从白痴变到更加白痴。

如果现代化是农村的发展方向，我真的乐观不起来。不知道现代化能给农村带来什么比现在更美好的东西。难道只是因为新兴是个美丽的地方，所以其现状令人留恋罢了？我经常想，如果新兴是一处穷山恶水，地方恶劣得让人只求早日逃走，我还会不会这样想？打动我的到底是山水还是人间温情？在这里，你获得感激是因为你心灵的负出而不是物质捐赠；在这里，浓浓的人情能够使平凡的礼物变得贵重。如果现代化意味着要改变这一切，那么无论多么美丽的风景，只会成为旅游点；无论多么名贵的东西，只会成为标志物，世界再精美，人的心中有的只会是丑陋。

作为科学家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只有科学能让黑暗变得明朗，或者至少有明朗起来的希望。而希望才是最重要的。美国环境学会期刊的一期中国主题，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6, 4 (7) – Special Issue: 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way forward，在细致地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的各方面课题之后，在Finishing Line里呼吁Let One Hundred NGOs Bloom。是的，NGO，这也许是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唯一解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的NGO仍然是任重道远，基本思想还停留在“搞运动”的阶段。我曾经访问过绿色和平中国或者自然之友的网站，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学术部门或者学术顾门，也看不到这些组织的行动有任何细致的科学解释和依据，资料库空空如也。倒是发现不少错误，例如错将PVC当作有毒物质。他们也许在说服、招揽志愿者，组织各类宣传或专题活动等方面十分成功，但如果他们连自己在反对的东西是什么都不清楚，这一切只会变得可笑。最近的例子就是我们灯塔计划。概念新颖的团队精神、带着现代腔调的公关，以及最sharp最hit的品牌宣传，一切都“NGO得很”。但是把团队建设、公关、品牌做得很完美又有什么用呢？农村工作，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宝贵的经验和更宝贵的思想的深度，我们是少之又少。翻开那人手一本的所谓“攻略”，就会发现这群年轻人对他们所要做的工作的理解仍然幼稚得很。岂止如此，他们对世界对人的理解也谈不上成熟。整个组织的意识，渗透着浓浓的城市人可笑的一厢情愿。做农村工作，无非聊以自慰。

需要一种超越。

这算是这次回新兴的总结。但这个总结只能写在这里，要向灯塔汇报的话，还是需要遵循老一套，讲讲学生变化，讲讲校方态度，家访等等。暑假又会有新的一群懵懂的新义工下到新兴，向开学就要出外打苦工的孩子们宣传“快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