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看了老罗的作品《天亮之前必须说再见》，有感而发。

寡人曾经曰过对北京本地抽烟泡吧摇滚文艺女青年抱有极深的成见。我对整个北京和以北京为阵地的文艺圈都抱有极深的成见。我觉得那都是雄性激素的产物。他们做的事情全是希望观众喊“帅！酷！牛！”或者骂“操！”“操！”以及“操！”。他们如果去广州老城区菜市场买一次菜一定会落败。

也可以换一种评语就是说“他们心态都好年轻”。他们还停留在“喜欢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的年代。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泡上那位“白衣飘飘的女孩”，或者缅怀那个“泡白衣飘飘的女孩”的年代，顺带骂一下现在这个操蛋的年代。可是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没这样过。我年轻的时候没迷过任何什么摇滚啊朋克啊之类的，就跟农村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从小到大都不像个男人，雄性荷尔蒙不足，没冲动过。当年学习《愚公移山》那篇课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智叟是个正面角色，整篇文章是为了体现智叟的理智，愚公什么的都只是衬托作用。最操蛋的是语文考试选择题还真有这一选项，后来我知道这叫“迷惑性选项”。结果我上大学以前，语文都很差。同时也明白了，愚民政策不能一味地放出“正确”选项，也要放出“迷惑性选项”，例如“百花齐放”方针，然后再给选错的学生“打叉”。

所以我一向都是“智叟”那种定位。我觉得庄雅婷虽然自称“灭high王”，也是。但王道得来自己也太high，得灭灭。我是很支持灭high的。“智叟”就很灭high。难怪被划成“右派”。整个广州都应该被划成大右派才对，所以改革开放就选广州也很自然。

中国明明还没发展到“钱不重要”的地步，结果还整天唱一些“钱不重要”、“人要有精神”的高调，结果就是背地里让钱更重要，让塞钱的方式更隐秘，让塞的钱更可观。说“广州人只知道钱钱钱”，拍“人要有精神”短片，不敢作腹黑猜测，因此只能说“心态还很年轻”了，说不好听点就是“还没过青春期”、“雄性荷尔蒙作怪”。怕被别人骂，只好自嘲“我是智叟，硬不起来了，也胆怯，只好耍理智，嘲笑一下愚公，以为自己是主角”，幸好现在这么做不会被北京文化圈划为“右派”了。

写完才知道我的观点old了。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