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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绿及其他话题

先提示一下,我上一篇讲文献管理器的英语的是发在On The Road上面的,现在有好几个人回复,我就不转贴在这儿了。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 漂绿
  • 正确的物理图象
  • 聚合物论文“flawed”

漂绿

Motl博客看到了一个词“漂绿”(greenwash),觉得太绝了。Wikipedia的词条又一次充当了很好的吃宵夜伴侣。

Lumo的文章涉及了关于科学家职业道德的问题,尤其是在作为政府和政客顾问的时候。Lumo还引用了费曼讲的话。不过,在中国活久了,我也慢慢觉得人是没有道德的,人之初性本恶。因此,你光说应该怎样应该怎样,那科学家坚守职业道德有什么利益先?

中国文化是一种小农加流民的功利主义文化。

Charles van Doren

Charles van Doren

王鸿飞老师最近一篇讲唐骏的文章中联想到了Quiz Show这部电影。我在回复的时候还以为我看的是这部电影的翻拍版,后来我查了一下男主角,发现我看的就是这部电影本身。也许是电影的主题超越时代性。

这部电影反映的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王鸿飞老师是想通过这宣扬这种诚实的integrity。我回复中却觉得中国人不会有共鸣。连美国人都说那只属于一个more innocent age。可是回顾中国历史我们连一个比较innocent的age都没有。

我看《文化人类学》,感到的就是,整个人类的innocent age只限于原始部落时期。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也说到了人从innocent变坏的过程:

从半坡、庙底沟、马家窑到半山、马厂、齐家(西面)和大汶口晚期、山东龙山(东面),陶器纹饰尽管变化繁多,花样不一,非常复杂,难以概括,但又有一个总的趋势和特征却似乎可以肯定:这就是虽同属抽象的几何纹,新石器时代晚期比早期要远为神秘,恐怖。前期比较更生动、活泼、自由、舒畅、开放、流动,后期则更为僵硬、严峻、静止、封闭、惊畏、威吓。……神农氏的相对和平稳定时期已成过去,社会发展进入了以残酷的大规模的战争、掠夺、杀戮为基本特征的黄帝、尧舜时代。母系氏族社会让位于父家长制,并日益向早期奴隶制的方向行进。剥削、压迫、社会斗争在激剧增长,在陶器纹饰中,前期那种种生态盎然、稚气可掬、婉转曲折、流畅自如的写实的和几何的纹饰逐渐消失。在后期的几何纹饰中,使人清晰地感实验室到权威统治力量的分外加重。

在豆瓣上对Quiz Show电影的一个评论中就更加直白地说道:

我也想不明白,多大的事呢,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名和利的追逐从来就没断过,要花这么大的精力,调查员想怎么样呢,想把整个电视业都关闭吗,似乎还挺遗憾的说,最终没有证据起诉电视台。。。。就象电视里说的,no one get hurt,这是娱乐,就象魔术,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可有人就是爱看。我觉得象摔跤,大家都知道假的,美国人也不看得很和得意吗?关健就是不应该强调是真实的,不强调是真实就不是说慌了…我保证,现在电视上的真人秀也没几个真实的。反正我不是很明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多去调查黑帮,多去帮助穷人,多去抓一些真正伤天害理的人不好吗?

显然,到了今天类似Quiz Show的勾当还在继续,“钓鱼执法”等Quiz Show的变种也还在继续。到底“诚实”只属于乌托邦,尤其是在当今中国。

正确的物理图象

这个问题比较难用语言来回答。

先从Science上的一个书评Imaginations in Chemistry说起。化学家每天都在跟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分子——打交道。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分子结构,并可以用球棍模型搭建出来。他们也有能力改变这些结构,并具备手段去确认。这些分子的模型以及他们之间的作用规律其实都是人的想象,因为人们并没有真的亲眼看到一那些球和棍子真如他们所想象的那般解体和重组。可是,根据这些想象出来的模型进行设计的实验和研究都获得了预想中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模型本身也不段在修正,但到今天看来,“分子”的概念图象跟当初刚提出来的时候相比没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只能间接地观察他们衍生出来的现象。光从这些现象就任意地把他们想象成这样或者那样,还帮它们建立一种规律,照理来讲应该会朝令夕改,长期莫衷一是才对。要是谁想出来的模型恰好能在实证的海洋里存活个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那这个人就是像法拉第、安培这种载入史册的人了。我们现在从教科书上知道的,仅仅是这些幸运者,因此很容易获得一个假象就是这些模型是唯一的,有当初的那些现象,就理所当然应该想到这样的模型。而事实上,这些模型只是众多天马行空中的一种(当然,无论怎么天马行空都可以,模型最终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这是另一外问题)。也许在当时还有更多看起来更靠谱的模型,但是一旦被后来的实验推翻了,它就被埋没在年代久远的文献里。

所以,中小学教科书和所谓的报告文学完全没有在传达科学研究的真识面孔。它只介绍成功的例子,而且对成功的原因进行过份渲染,让人觉得是个人的努力、意志等因素导致结果的正确的。读了研究生之后,才重新开始了解科学研究是什么。

我还发现,有许多研究生脑子里的物理图象存在很多偏差。我自己脑子里的物理图象当然也会有偏差,但有一些我觉得很基本的错误。最经常看到的就是认为分子有静止的可能,这些人统计热力学没学好。例如通过观察缠结的荧光标记F-actin分子可以看到蛇行(reptation)行为,以及reptation理论所谓的tube。这个tube是未拉直的分子链两侧抖动的最大包络范围。但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什么分子链会抖动,非要我给个解释。我又不好意思让他回去看统计物理。我最多只能反问:它是线形分子,明明有这个自由度,为什么不取状态?除此之外,好多人没有自由能的概念、势垒和活化能的概念,以及非平衡过程的概念。这些都应该是学习物理化学的时候就早该建立的物理图象,不知道他们当初怎么学的。物理图象不对,就会很容易问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他脑中有一个错误的物理图象,就会得出荒谬的推论。在斜坡的上部放一架小车,问大家如果我放手的话小车会怎样,大家都知道——滑下来,而且定量的计算都可以做到。但到了大学本科的课程,例如一杯水里面的水分子,原来是怎样的,升高温度又是怎样的,有很多明明学过物理化学的人并不能说对(水太复杂了,可能单质氢好讲一点)。我觉得考试不应该考已知的东西,已知的东西背提纲就能考过。应该考未知的,让学生根据自己脑中建立的物理图象去演绎结果。这样一考就能发现谁学了白学。

聚合物论文“flawed”

信息来自韩国一个什么网站。发表在Nature Materials上的文章Enhanced mobility of confined polymers。根据网站新闻的介绍,这篇文章的结果后人重复不出来,让作者自己重复也重复不出来。问他要原始数据,说不小心删了。最后委员会判定该文章是flawed。是不是造假就无从考究了,但对中国公众来说这样的事情都可以笼统地归为造假。以前这样的新闻一般是生物方面的,比如什么干细胞。现在我们做聚合物的也够得上造假了,发个Nature Materials也很不错呢。

于是,到底聚合物分子在受限空间里是否更容易改变构象呢?不重要的结论不值得你去重复,重要的结论又造假。你看,这篇文章是2007年发的,现在都2010年了,好多人都去重复它的结果,被耽误了三年。很可能有的人基金就这么废了。

谋生与羞耻学术奖励与学术不端

关于羞耻

徐贲在《为什么德国忏悔,日本和中国不忏悔?》一文中曾经引用并批判过以下观点:

对这二者的不同,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提出民族文化差别的解释。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所谓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的区别。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注19〕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东方人做错了事,总是藏着掖着,不被人发觉就不主动承认,全然不受良心责备。

这是不受徐贲赞同的,

本尼迪克特对德、日思过观念的分析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人类学分类,它看似新鲜,但并不可取。它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无法充分解释其观察对象,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出许多与它不相符合的例外。有的德国人并不具有忏悔意识,而不少日本人,如那些千里迢迢到中国和朝鲜去道歉的,恰恰很具备忏悔意识。

尽管徐贲反对从这个分类方法来发析德、日思过观念,但并没有否定这一分类本身的合理性。我觉得这种分类恰恰可以解释许多其他问题,尤其是儒家“羞耻文化”之于中国人的问题。

关于谋生

似乎中国人心中的温饱线定得都特别的高。不然为什么很多其实已温已饱的中国人还活得像温饱线下似的呢?99%中国人都一脸的“谋生”样儿。

一般情况下温饱线等于安全线,但在中国,温饱线并不等于安全线。你温了饱了,但并不等于你安全了。太多的事情仍然在提醒着我们,活在中国很危险。同时,中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告诉我们到底哪里安全——越上面越安全。因此,中国人的谋生,跟温饱无关。这金字塔的锥角不断扩大,陷入谋生泥潭的中国人比例就越大,竞争也越激烈。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永恒地向上爬。

当这样的东西变成了人的本能、变成了人下意识的应对,那么就算在不那么必要向上爬的领域,中国人也会把它建设成非常必要的领域。不把它变成一个金字塔,中国人不习惯。

以上我所说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指全体中国人,而是指那些彻底拥抱中国社会,极其适应中国社会,生来就很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中的99%,因此所有领域只要有x%的中国人,这个领域就有99x%的机会被改造成金字塔。例如中国的学术界。

所以为什么要引入海归甚至“外国人”并由它们当权。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李淼老师说过

我有时私下埋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功利,仔细一想,其实是教授研究员先功利了。事实确实是绝大多数将研究当成饭碗或谋求进身的手段,那么学生哪能不变本加厉?……

所以即使在博客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写我有一篇论文发表了,或我有一篇论文被拒了,或我得了什么奖了,或我有多少引用,却看不到Ta的学术介绍和思考。

——例如科学网的博客。

后来,考?在涧在讨论中说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学者的收入和地位事实上都不能和政客以及商人比,想通过学术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条路实际上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也是走偏了。……

其实这些人的生活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不知足的心态放在学术上,也许他们也能做出不错的成绩,可惜,他们如李老师所言在学术上的标准极低,在生活上的要求却极高。

怎么原本是在讲“谋生”的,后来又变成在讲“谋取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了呢?这不是因为聊着聊着聊开了离题了,这恰恰点题的很,原因就是本节开头讲的,在中国谋生指的远不止温饱,而只有获得了“较大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人才会有一丝安全感。

诚然,无论如何——正如考?在涧所言——抱着这个目的走学术之路还真是走错了。但如果把上述所说的纳入考虑,那就等于说学术之路与谋生无缘、与获得生存的安全感无缘。学术之路就是一条注定永远受到生存的威胁的一条路。而那些专心走学术之路的中国人,岂不等同于亡命之徒?为什么当今中国走学术之路的人远高于一般人群中亡命之徒的比例呢?难道中国人都这么不善算计吗?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景冈山大学职员伪造论文数据案的热度已经过了。王鸿飞曾经给过Nature上的新闻链接,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回复。另外,在The Scientist网站的论坛上也有网友评论

这件事情说明了,之所以明明学术之路是一条危险的路还这么多人去走的原因无非是:面对一群永恒处于谋生焦虑之中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尤其是在像井冈山大学这种前途不太好的地方。

是有人先把科研这强国必经之路逼成了一条危危乎的、没有护栏没有路标还随时塌方的路,重要的是先把人们逼成了一堆再温再饱也极度缺乏生存安全感的人,然后才不得已要征勇夫去过这条路,而且除重赏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中国不仅仅是学术界而且是所有领域的困窘之处。

反过来说,要改善学术界的风气,可以随便做好以上两点的任意一点——当然,两点都做好善莫大焉:一是要让学术之路变成一条安全而平淡的路。,或者二是要让所有人只要达到温饱线,就真正安全,这包括所有与温饱没关的事情如医疗、住房、养老等。如果后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对不起——你就先做到前者:安全而平淡的路。安全到走这条路的人可以忘记谋生,但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之路。安全到让人忘记谋生,其实是一种非常慷慨的机制,你的生活水平要能够保持平稳,就必须不因买房而变成房奴,不因自身和父母疾病、子女教育而散尽家财。这在当前的房价、医疗和教育体系下就等同于一笔高昂的补贴;同时,平淡到不满于基本生存的人不屑一顾,是指在这里除了能满足以上基本住房、医疗和教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名利可求。文章发多发少一个样,发与不发一个样。经费也是拿与不拿一个样。我导师讲,在国外的确有很多教授,到了tenure之后就啥也不干混退休的。这是学术自由的另一面,你想人家给你学术上的自由,你就要容忍你身边有人滥用这样的自由;你要人家加强评价和激励,你就要接受对你一视同仁的评价和激励。不想被激励成勇夫?那只好与南郭先生同乐了。

很多人说是评价标准有问题,不应该以这个作为标准,而要以那个作为标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勇夫,你要做的是停止重赏,而不是改换悬赏项目。

与重赏相对应的,就是重罚。越是重赏

恭喜——令尊虽然救不活了,但他还没死!

ResearchBlogging.org

人的死亡自古以来都是由医生定义的,这仅仅不过因为医生有时能延迟人死亡。荒谬的却是,亲朋死亡给我们所带来的痛苦,却跟其肉体之躯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个著名的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其中一篇优秀作文就是讲人实际上就长生不老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肉体的关系,而是精神的关系。

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同意这一点的,因为那时我一直幻想着饭岛爱是我老婆。如果饭岛爱的精神被移植到了沈殿霞的肉体上,我绝对没法仍与这一精神实体继续维持原有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这么幼稚了。我认识到人的肉体是会衰老的。谁能保证饭岛爱老了不会变成沈殿霞或者罗兰姐?如果一旦饭岛爱变成了罗兰姐,我就马上不认识这个人,那我也不配做饭岛爱的老公了。所以,还是回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肉体的关系,而是精神的关系。

亲人和朋友的死亡之所给我们带来通苦,不是因为他们的血液不循环了,或者因为他们的小脑、脑干、垂体停止工作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再具有进入性高潮的能力了。而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不再出现了,体现他们可爱性格行为不再继续了。所以,我们才会认为奸尸的行为是变态的,反人性的。所以当身边的人死亡后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假想他在另一个世界活着。所以亲人的失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我们难以决定假想他在另一个世界活着,而被迫直面他的消失。所以我们很强调“死要见尸”。

因此,死亡的生理定义是很荒谬的。大脑被搅烂的青蛙尚且能响应表皮刺激。如果我们是青蛙,令尊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他能响应表皮刺激又能给你带来多大的欣喜和安慰呢?

最近一期Nature的一篇社论触及到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在于,今时今日,一个人死没死,关系着另一个人活不活得成——如果这个人生前签过什么器官捐献协议的话。能不能取这个人的器官,在法理上要看这个人死了没有。而大多数国家在法理上的死亡定义都跟美国1981年通过的版本类似:

An individual who has sustained either (1) irreversible cessation of circulatory and respiratory functions, or (2) irreversible cessation of all functions of the entire brain, including the brain stem, is dead.

而这篇Nature社论却提出:

The criterion of irreversibility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long one should wait to be sure that no function will re-emerge. Is the six hours recommended in the commission’s report sufficient? Physicians who have been required by circumstance to wait much longer have occasionally observed a brainstem-mediated reflex — a cough, for example — up to 36 hours after they would have declared death.

很显然,如果我们一直等到人体彻底腐烂才宣告此人死亡,那任何器官移植都将会没戏。反过来想,我们又为什么非要脑死亡才宣告一个人死亡呢?就算令尊的脑干没死,脑垂体没死,但其他器官已经因血液停止循环而衰竭了,你认为医学还能把他救活起来跟你打麻将吗?

这篇社论还有一句非常牛逼的话——死亡不是一个相变过程(Death is not a phase transition),因此,活着和死亡不是简单对立冲突的。一个人可以活着但已经死了——但这不是臧克家作的诗——他已经死了,是因为他救不活了;他还没死,是因为他还能受激咳嗽。

一个人救不救得活,完全是主治医师一人说了算。因此,很多病属的心理是,非要听到全宇宙医术最高超的医生的判断才罢休。但是,有另一个生死一线的病人正在等待着新器官。天平的两侧如何平衡?

如果废除了死刑,这个问题将会更突出。死刑的执行,不用考虑什么脑不脑死亡,因为就算你没被打死,大家也不管了,就当你死了,因为你反正要死。你的器官将被二话不说地移植到其他病人身上。

在医院里的病床上,情况之所以复杂,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判刑;于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让这个问题变成判刑!——在伦理上判死刑。大家需要给出一个公认的方式,达成共识,就是到底什么样算死。因为现在不是你令尊一个人的问题了,不是你一家的问题了,而很可能是两家人的问题。

Editorial (2009). Delimiting death Nature, 461 (7264), 570-570 DOI: 10.1038/4615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