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薛联姻

白崇禧是桂系军阀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正面战场做出过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与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解放战争后，他与蒋介石一同败退台湾。白先慧是他排第二个女儿，白先勇是他排第五个儿子。图中的薛联宝是白先慧的丈夫。

1979年，我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同年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海峡两岸和平交往的意向。同时，解放军停止炮击大小金门岛屿。1985年大陆还拍摄了《血战台儿庄》，肯定了国军在抗战中的贡献，引起了许多国民党将领子女的注意。比如正在拍摄时，李宗二之子李幼邻就从美国回到大陆找这个剧组。上映后蒋经国看了影片，同意开放国军老兵回在在陆探亲。

白先慧1986年回大陆，处境跟李幼邻不一样。虽然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的首批战犯名单中，李宗仁排第二，白崇禧排第四，但是李宗仁1965年7月从海外飞回大陆，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接见，被当作“弃暗投明”的典型给予极高规格待遇，文革中还上了13人保护名单。而至1986年，白崇禧没有任何官方场合实际为它“摘帽”。白家一直在台湾，对大陆的变化了解非常有限，所以白先慧要背着家里反对意见“潜入”大陆。事实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橡胶大王

薛联宝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橡胶大王”薛福基。他于1928年在上海创建了大中华橡胶厂。抗战期间，工厂部分设备内迁并承接军需品生产，1949年前职工超4000人。1954年公私合营后隶属上海市轻工业系统。1990年6月19日，与上海正泰橡胶厂合并组建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薛福基与大中华橡胶厂在解放前的事迹突出了弱国小民的国家尊严，也是跌宕起伏的。

抗战前，国内的轮胎由美、日、英、法等国外品牌垄断。大中华橡胶厂原来是做胶鞋的。但是创建人之一余芝卿等人决定要做轮胎。轮胎的生产要求跟胶鞋相比是天壤之别。我不知道1935年的情况，以现代轮胎而言。一个轮胎里含有几种不同配方的胶料，还有帘布层、钢丝带束层、胎圈等部件，在成型机的成型鼓上逐层贴合组装成生胎之后，再装入模具经高温高压硫化。

1932年，大中华橡胶厂开始筹备生产汽车轮胎，并专门拨款20万元。为了学习先进的工艺技术，薛福基亲赴日本，委托一家铁工厂设计图纸，并制造出全部的生产设备。机器装运回国以后，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试制，“双钱”牌轮胎于1934年10月成功投入生产。尽管日产量只有七八条，品种也只有两种，但“双钱”轮胎一经问世即深受市场欢迎。1935年，中华橡胶厂出产的“双钱”牌轮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会”展出，获特等奖。

“双钱”牌轮胎的试制成功和投产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轮胎制造和销售上的垄断。为此，英国邓禄普公司采取跌价倾销的手法，妄图一举压垮大中华橡胶厂的“双钱”牌轮胎。大中华橡胶厂在改进轮胎质量的同时，销售上也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最后，“老人头”牌人力车轮胎每副跌到4元，“双钱”牌每副只卖3.2元，包用期也延长到10个月，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吸引顾客。几个回合下来，“双钱”牌人力车轮胎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一计不成，再施一计。邓禄普公司以“双钱”牌轮胎的金锭花纹与“老人头”牌轮胎的梅花花纹相似为借口，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诉讼。其实，轮胎花纹图案仅为适合行驶条件而设计，并不具备商标的要件。而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迫于压力，竟然判令大中华橡胶厂停止生产“双钱”牌轮胎。大中华橡胶厂不得不屡次修改轮胎花纹模具，但还是遭到邓禄普公司的蛮横攻击。被逼无奈之下，大中华橡胶厂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诉，甚至直接上诉行政院，结果还是遭到无理驳回。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这桩匪夷所思的“商标侵权案”一时无人追究，事情才不了了之。

为了学习化工技术，大中华橡胶厂创始人、总经理薛福基一度长驻日本，亦时常往来与中日两地，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但他满怀爱国热忱，爱憎分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切齿痛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就在大中华橡胶厂着手拓展新的发展路径之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略中国。薛福基一面号召大中华橡胶厂广大职工加紧生产，为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制造飞机轮胎，一面协同天厨味精厂吴蕴初、康元制罐厂项康元等人共同研制防毒面具。这期间，他还亲自动手编写关于轮胎性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讲义，为国防部辎重兵学校的学员讲课。大中华橡胶厂主要生产飞机、汽车轮胎和军用胶鞋，涉及军品。战端一开，上海、南京形势危急，这些重要的化工企业决不能留沪资敌。因此，薛福基响应政府号召，动员工厂全体员工做好准备，积极进行军事体能训练，开始筹划工厂内迁事宜。8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薛福基乘车从公司总部去工厂。当他的座车驶经大世界游乐场门口，适逢中日两军在上海上空发生激战，一颗炸弹落下爆炸。薛福基被弹片击伤后脑，经中西医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31日逝世，时年44岁。英年早殇，赍志而殁，令人扼腕痛惜。

段炼《上海化工系统的红色历史》

另外，我们今天知道的“回力”球鞋，是上海另一家老橡胶厂——正泰橡胶厂的产品，创始人恰好也姓薛——薛铭三。中国“回力”是沪语中英文Warrior的谐音。这个可能大部分人联系不上。

这两个薛先生都是我老乡，都是江苏江阴青阳人。青阳镇在江阴南端。我老家是璜土镇的，在江阴西端。青阳邓阳薛氏的先祖薛暤于明代徙居青阳邓阳，成为该支薛氏始迁祖，子孙“散居于青阳东南一带”，有“十里洋洋一片雪（薛）”之誉。

橡胶王子

薛联宝于1950年，他从上海到美国阿克隆大学读本科（1950-1954）。1954-195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主避研究生，师从著名的Arthur Tobolsky。博士毕业后，他加入了Phillips Petroleum橡胶合成研究部，任职到退休。我找不到他的生卒时间。从读本科大致的年龄判断，他生于1930-1932年，父亲被炸死时，他应该不到10岁。

我国高分子界先驱之一黄葆同1952-1955年期间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塑料研究室。他们的友谊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重叠时结成的。所以孔网上有薛联宝寄给黄葆同的签名贺卡。黄葆同在1955年回国了。中国留美学生在建国后，分几批回国的。1954-1957年那一批是中美日内瓦谈判后获得批准的。

薛联宝在英文论文中署名一律为Henry L. Hsieh。凭着阴离子聚合的贡献，薛联宝于1998年获得Mooney奖。他贡献最大的工作是烷基锂引发体系做阴离了溶液聚合。

溶液丁苯橡胶是为了改良轮胎的节能性而开发出来的。轮胎的滚动阻力主要由于胎面的滞后损失，需要降低在50~70摄氏度的损耗正切。同时抗湿滑也可以节能，所以要增加−10~10摄氏度的损耗正切。换言之，玻璃化温度低的橡胶表现出低的胎面滞后（天然胶和顺丁胶），而玻璃化温度高的抗湿滑（旧的丁苯胶）。60年代汽油价格上涨长这种矛盾的要求就更尖锐。荷兰壳牌和英国邓禄普共同研究了溶液丁基锂体系，精确控制1,2-丁二烯和苯乙烯的含量，获得两全其美的材料。

薛联宝所在的美国Phillips Petroleum公司于1964年建立了年产4.9万吨的溶液丁苯工厂。他主持开发 Solprene、K-Resin、Butarez、Phil-ad VIII等各类丁苯胶材料。这些大量不同牌号的丁苯共聚物材料得益于对共聚序列——包括其中丁二烯单元的顺、反比例的高度控制。阴离子聚合给高分子的分子设计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从序列的控制出发，进而控制结晶度和结晶形貌、相分离形貌，乃至精准控制粘弹谱形状。这使得“高分子材料”门类数量爆炸式增长。就仅以丁苯共聚物为例，提高了溶液阴离子聚合技术之后，用来做什么的都有了，也才有了上述这些商品名及其下的大量牌号。

他长期在企业，故而不能大量公开发表论文，但是他在阴离子聚合技术领域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从他发表的零星论文获得灵感，或者私下向他学习阴离子聚合技术。除论文和专利之外，他的代表著作是与Quirk合著的Anionic Polymer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Marcel Dekker (1996)。Quirk是Akron大学教授和Goodyear奖得主。他研究生期间联系已在Phillips Petroleum的薛联宝实习学习阴离子聚合。值得注意的是薛与金关泰合著的《阴离子聚合的理论和应用》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90年出版，早于前面这本英文著作。英文版著作中的致谢是“To Diana and Donna for their patience and encouragement”，Diana就是作为其中一位作者薛的的妻子白先慧。

妻子家族的特殊性、美国设置的困难，本身在公司工作，不是学术研究人员等各种因素，是薛联宝没有在那个年代回国的主要原因。但是薛联宝在1980年5月随美籍高分子科技代表团应邀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讲学，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接见，1990年又与金关泰合著中文专著在中国大陆出版，又与黄葆同保持友谊关系，加上其妻是《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很快回国的台胞，可以想象薛联宝跟中国大陆高分子界一定有着更多友好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