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ly 2022

研究生导师的伦理规范

我之前在这个博客放出过我导师关于如何做导师的一些想法，引出他联想的文章是冯培忠老师的文章：科学网—立德树人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 – 冯培忠的博文 (sciencenet.cn)。我导师最后说，冯培忠老师所列出的若干条——

那些是“至少”的对正常人的要求吧，如不跑腿办私事、不当骡马、不主宰学生、不语言暴力、不与异性独处等等，全做到了也难说就是学术导师了。

其实在应用伦理学当中，所谓“对正常人的要求”，应该是对应着基本道德原则。而那些具体指导着研究生导师事务的伦理规范（关于什么是好/坏的做法的一般原则），则属于“职业伦理”的范畴。

导师如何指导研究生、如何管理实验室，也有很多必须讨论的伦理学问题。关于“如何指导研究生”的正确和负面描述已经很多了。正面的描述包括科学家的传记、回忆录和类似上述这种个人观点的总结；负面的描述包括了广大经历不幸遭遇的研究生的控诉。尽管这些文字相当多，它们对于形成共识的帮助很有限。哪怕是那些正面的描述，差异都非常大。著名科学家提导研究生的方法就已经风格各异，甚至相反。他们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也无法直接向普通科学家和研究生群体推广。说到最后似乎就只剩下“导师指导研究生的风格可以很多样，没办法一概而论”这种和稀泥的结论。只有正规的伦理学研究，才能把帮助我们把道理讲清楚，形成共识。可是我留意到，目前大部分关于科学伦理的研究资料都是关注科学研究过程的，关于导师指导研究生、以及实验室建设和管理过程的伦理资料很少。

“研究生导师”，英语有好几个词：mentor、advisor、supervisor等等。但关于指导研究生这件事的抽象名词，是用mentor加上后缀-ship得到的，mentorship。Mentor这个词最早来自古希腊，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名称，作为人名译为曼托尔。曼托尔是奥德修斯的朋友。当奥德修斯前往特洛伊的战争时，他让曼托尔指导他儿子忒勒玛科斯的学习。也有人说，mentor今天的含义，更多地来自荷马史诗中的女神雅典娜。她化身成为自称Mentes的酋长来帮助忒勒玛科斯。之所以认为曼托尔不足以作为mentor一词今日含义的来源，而需要考虑雅典娜所化身的Mentes，是因为mentor一词在今日被认为同时具备以下意义：

[Mentor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role models, as counsellors, as advisors, as teachers, as nurturer, as friends and as sponsors.

Homer’s Mentor – Duties Fulfilled or Misconstrued (nickols.us)

Role model（榜样）、counsellor（辅导员）、advisor（顾问）、teacher（教师）、培育者（nurturer）、friend（朋友）和sponser（赞助者），对于研究生导师来说似乎都是普遍期望之内的角色，而没有过份夸大。因此把指导研究生这件事叫做mentorship应该是再恰当不过。只不过，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上述不同的角色都要同时扮演，将难免引入大量道德两难处境。如果我们以这种综合角色作为理想的研究生导师，严肃而详细的伦理学研究就更加必要了。而且相应地，mentorship的伦理一定能镜象出menteeship（研究生）的伦理。

我在多年前就尝试整理一份面向课题组的科学伦理学的介绍。我希望不是那种外行的泛泛而谈式的无聊说教，而是先正式地介绍什么是伦理学，并在正式的规范伦理学层面阐述作为职业伦理的科学伦理学话题。当时因相关资料缺乏我停在了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的伦理学上。但有一对资料，分别面向导师和学生，已经非常接近规范伦理学的层度了——它只是没有提取出伦理学概念重述为伦理学家的专业语言而已，而这在我的目标中也其实并不必要。我在此郑重推荐它们，可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Rackham Graduate School关于mentoring的网页下载。

这两个文件同等重要。我觉得更值得赞赏的是写给导师那份。在读它的内容的过程当中，我止不住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显然，这些指导建议在中国充满了水土不服，从而能看出了很多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说罄竹难书也至少足以让我写十几篇文章去讨论。

2018年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一篇报道报告了研究生群体中更高的焦虑和抑随比例，促使美国高校在院系层面对mentorship的重视。除了上面提到的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生院有公开的committment外，我看到MIT也有一个Committed to Caring，（好像是）每年会选举表彰真正关注学生福祉的教师导师，其选举条件中也相当于声明了在MIT看来何谓“关注学生福祉”的标准。

更多关于mentorship的学术研究和讨论，首先可以看UMich那份文件中的Further reading，然后这个网页也给出了更加近期的参考文献。

尽管文化、体制等现实完全不鼓励（甚至是在破坏着）这种良性的师生关系，但我仍希望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而致力于做一个真正意义的研究生导师的人，能至少做对了事情，牺牲得其所。

知乎：我22年被录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在网上看到很多劝退的，现在有些犹豫，高分子专业真的好吗？

原问题链接：我22年被录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在网上看到很多劝退的，现在有些犹豫，高分子专业真的好吗？

在“选专业”的问题上，很多人输出的逻辑大约是由以下几条构成的：

  1. 所有专业都可以横向比较好坏。因为我们不care具体学啥。
  2. 因为人生本来就不为了学任何东西，而是为了买得到房，找得到妹子，人生能卷赢别人，要给自己一种值了、赚了的感觉，才不后悔。
  3. 总之到处有人吓唬你说，你人生最终高不高兴，就看上述这些，如果上述这些有一丝残缺，那这种失落感将会无法用任何别的精神偿来满足。所以他们劝你，除了上述这些因素，其他因素，比如兴趣、事业上的成就感、满足感等等，都没有纳入考虑的必要。
  4. 任何具体的不同学校、学科、专业或行业，在上述那些被推荐为主要的因素之上，就都具备横向比较的可比性了。
    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发现有很多人认为学工科会使男生找不到妹子，所以劝退。尽管这种观点的详细论证中充满了对女性、对恋爱关系的严重误解和偏见，但持这样的观点的理工男的存在本身，又吊诡地反过来支持了：确实，学了工科的人真的易于习得大量对女性和恋爱关系的误解和偏见，somehow这种观点又能成立了。

我再继续补充，上述这种逻辑的在更抽象层面上的默认观点。

  1. 为什么1~4适合大部分人，或说它们对大部分人是有益的？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干嘛。或者至少说大部分人并不能及时地知道自己人生要干嘛。尤其是在选专业的时候。
  2. 人几乎不可能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想明白之后，再去做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决择。因为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想不明白，但他在活着的时候必须做一系列决择。
  3. 庸俗而市侩，词不好听，但它只不过是统计上大部分人幸福感的来源范畴。
  4. 所以既然你还很懵懂，那一个安全的、或bayesian-like的办法就是优先按照庸俗而市侩的方式来做决择。因为——
  5. 就算事后你看透了自己，发现自己是高雅的人，当初的决择过于庸俗的，那又怪得了谁呢？谁叫你没更及时地看透自己呢，所以你是不会为懵懂时的庸俗决择而后悔自责的。你能这么洒脱，因为你高雅。
  6. 反之，如果你懵懂时模仿高尚的人的做了个小众的决定，日后你发现原来自己是个庸俗的人。你却原谅不了自己，一生哀怨。你就没有上一条那样的洒脱，因为你就是庸俗的。（请注意，正如我回答开头所说的，我正在描述某种价值观的逻辑，不代表我本人认不认同。）
  7. 大部分人都没有信心自己将来会出落为一个高雅而不是庸俗的人

这0~-6支撑着上面的1~4。

在劝退大V中，头部有几个自己还在其他平台开号的，大概就是上述这种底层主导逻辑。

所以像你这种这么懵懂的，还搞到要上知乎问问题的，那你还是多看看劝退大V吧，你照他们的做完之后，至少人生心安理得，能够说一句“反正当时我也采取了行动，谁也怪不了我了”。

当然，具体到高分子专业的一些信息和考虑，倒是可以看我另一个回答：

至于我的其他关于专业选择的回答，建议你还是不要看了。它们不适合懵懂人，或者简单地说属于“劝进”。因为我本人吧，上述的-6 ~ +4，每一条我都不同意，或对我都不适用，或我是相反情况。如果你也是这样，你根本不会产生现在这种困惑，甚至来提问。所以again你最好多看看“劝退”大V的文章，无论如何至少能催眠你拿得定一个主意，逃出当下的痛苦。日后的事日后再说……

对了，我再给一个善意的提醒。网络上的营销号，可能正、反两个意见阵营背后都是同一个老板。我不知道实例因为我不是搞这个的。但我设想这样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就是可以同时管理正反两阵营达到双双优化。

比如我发现的一个现象（且我怀疑是有意为之的）。例如你可以经营一个“中国崩溃论”的号，在里面，你不仅要正向输出观点和故事等内容。平时在日常输出的措辞上，有话偏不要好好说，非要烈地加入幸灾乐祸的感情色彩。无形中，那批“听劝”的人群会有获得一种幸运的心理加成，而对那些“不听劝”的人群则是一种负面的心理加成。似乎不听劝的人简直就是犯了大罪，坐等审判日到来之时通通下地狱——“你惨了嘿嘿！你不听劝？你等着哭死吧！”。同理，你另外又经营一个“美国崩溃论”的号，也做同样的事。你作为两个号的共同老板，这样做就催促那些“中间摇摆选民”，赶快义无反顾在选定任何一方，赚到他们的钱。说白了，针对中间摇摆分子，策略就输出焦虑——无论是向哪个方向的——反正落到天平的任何一端，钱都是同一个人赚的；最赚不上钱的就是停在“理中客”的正中央的那群人。

总之今时今日，懵懂而困惑的、无法自己拿主意的可怜虫们，上网寻求帮助时，面对的仍是一群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情绪强盗。因为社交媒体从起初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发模式，发展到全部被资本所垄断的今天，资本更乐见到的恰恰就是一个撕裂的社会。每个懵懂百姓，都只好指望着某套由他人提供的不容攻破的说辞，自以为幸福地熬完兴亡皆苦的人生。

从Nature杂志关于俄罗斯的科学研究的报道所想到的

Nature杂志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报道过多次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政策，口吻都是十分敌视的。

如果尽可能无视这种敌视视角下的叙事，仅提出这些报道中的事实部分，或者跟俄罗斯无关的其他评论，倒是可以看到一个与西方关系剑拔弩张的国家，其科学家群体的心情。由于这种紧张的国际关系，俄罗斯国内对国际交流活动也收紧了，各种“外部机构”被关闭，一般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被审查，例如一般认为科学研究很难脱离国际交流，连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之前也要先被审查。

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媒体的伎俩。它们抓到的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只是俄罗斯国内的次要、偶发现象。这些错误的政策范围多大，是否被迅纠正，是不会被西方媒体后续跟进的。但我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一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国家收紧国际交流的动作也并不令人意外。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否“自给自足地”、闭门造车地进入良性发展？所谓“良性发展”是指这种科学研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军事实力，使得这个国家可经持续与西方抗衡。

另一个相关的命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与西方敌对的状态，那么怎么既保证国家安全，又不让科学工作者感到政治压迫的恐惧？

我国关于这一命题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两弹一星”的例子，包括杨振宁回国与邓稼先见面的事情（针对第二个命题）。

特别是，前苏联有着一个非注流科学哲学干扰的传统，可能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俄罗斯。我经常阅读俄罗斯人发表的论文，常常能从这些论文语言中感到一种科学方法层面上的庸俗、肤浅与僵化。这种感觉是似曾相识的，特别像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中文论文中体现出来的特征。这种科学方法上的无知状态是很难在封闭的情况下得到改善的。我国的情况也是在大量77、78届中出国深造的人回国并渐渐代替原有的上一代本土科研工作者之后才得到扭转。冷战时期的前苏联之所以能够独立成为科技强国，要十分感谢Frenkel及时把20世纪的理论革命带会到前苏联并培养了一批前苏联自己的顶尖物理学家，包括朗道。Frenkel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也为坚持抵抗政治以哲学的名义对物理学研究的干预作出主要贡献。相比之下，化学和生物学则不幸各自陷入了这种干扰中（共振论和遗传学）。

相对地，冷战时期的美国，或”西方阵营“为何不能算是”封闭地发展科学“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国是否“封闭”并非关键，关键应该在于该国是否有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如果说民主和自由才是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同时国与国之间冲突本质上都是利益冲突，那为何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就不能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继续因利益而产生冲突吗？例如我国为何不能同时搞民主自由又视美国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