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就很纳闷，如此大量的“五毛”他们的立场和情绪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有一丝的感同身受。而且，凡五毛，总是同时在几个方面的立场都是共同的，这些方面之间也看不出什么联系。为何支持这个，就一定同时也支持那个？或者问，为何“五毛”总是这么典型？中间地带为什么就这么少人？

我首先不接受“洗脑”这种答案。也不谈“虚伪”的情况。我关心的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五毛”。目前我只有一些很零散的思路。

第一个因素可能是类似黑社会小弟式的“安全感”。这主要存在于“体制内”的人，以及管理者。中小学常期做班干的人，公务员（特别是公安系统）等等。这些管理者和“体制内”人士的共同体验就是长期习惯了中国式的家长式管理，不懂得经营一个由利己主义者组成的团队，其管理工作的成效往往不得不寄托在成员的听话配合上，因此团队中那些独立思考不盲从者总是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由此，社会上那些讲言论自由、争取个人利益为先、提倡民主的人士，挑起了他们作为管理者的敏感神经，因此也认为那些人士就是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面对僵化的东西才抱有安全感，迷恋权威。这几个因素其实是一回事。上学的时候逻辑关系比较复杂的概念无法理解，是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发散性思维比较差，思想上不太越雷池几步的人。班上的乖孩子，实际上不是特别精却很受班主任重视的，因而在高中之前都比较吃香的那些人。他们由于思维的限制比较容易成为“熟练技工型”人才或者“管理型”人才，而不是“专家型”人才。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独特点现象就是，专家型人才往往一直是专家型人才，熟练技工型人才通过“拼”却往往可以成为“管理型”人才。所以往往中国的管理者恰恰是最无法“搞定”下面的某些“思维发散”的下属。这就回到第一个因素了，所以不再细说。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最怕的就是题目过于灵活，让他无法直接套用死记硬背的结果。在高中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只好“逆来顺受”。可是当他们成年和进入社会，逐渐掌握一定范围的自主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世界的“稳定”、“顺利”和“五十年不变”。因为情况一旦不稳定，他们没有趋利避害的智商。所以他们很支持维稳。由于思维欠训练，他们手下的事情一般经不起太严格的推敲，所以最好没人去推敲他们——也就讲究权威不可质问。他们不喜欢那种“没有权威”的“科学思想”。由于他们自己总觉得没文化，所以哪怕他们混到很高的官，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仍然是又畏又恨。而知识分子由于总是求思想独立，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通常是谁也不同意谁的，在这样的圈子里很自然民主言论自由就会获得尊重。

总而言之，除了“体制内”的这类人之外，其他的典型五毛往往是在一个社会中缺乏靠“巧实力”生存的那些人。

今天在网易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里面引用了一个社会调查的结果：

唐和达尔分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中国人社会特征的相关性后发现，教育程度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关系，即民族主义意识强的受访者，学历主要是小学和中学，没受过任何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弱。从收入的角度看，收入越低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越强。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的民族主义意识最强，农村居民在中间，城市居民最弱。从政治身份角度看，党员的民族主义意识比非党员要强。

从民族身份来看，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都很强，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从年龄角度看，1931~1959年间出生的受访者（文章称为“社会主义一代”和“‘文革’一代”），比改革年代成长的受访者更具有民族主义意识。这个结果同时表明，热衷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愤青们”，实际上在缺乏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年轻人群中属于边缘派。

最后，研究者把相关问题结合，用线性回归方程测量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效果，即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专制意识等政治问题的正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支持民主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支持威权政府的统治。

这就是我所说的各种政治问题的取向为何一“五毛”就俱“五毛”？为何没有支持民族主义，却又反对专制的？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逻辑冲突。这是我还没弄明白之处。

讲理与斗力，二者至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一九二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什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

以上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多了，票数高的答案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普遍特点：以情害理。感情上过不去，就宁愿回避是非，无原则地与人为善。有一句话应该是废话：反思文革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不管他/她是亲身经历过，还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可能希望别人不要指责你（或你敬爱的长辈），但你自己，还有长辈们自己，则都应该负上反思文革的责任。别人是没办法要求你反思的方向、程度和结论这倒是真的。

一句“没经历过的人没有发言权”，就已经把讨论引向推卸责任的怪圈了：

一方觉得年轻人没亲经历过，轻易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似乎他们自己没责任一身轻松——其实他们自己不得不承认确实了解太少（当时的史实），他们自己反思的第一步就是去了解——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图书馆遍布城市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绝对是不缺的，只愿活在自己的既有观点里，不想去接受任何与自己观点相违背的事实，这太容易被利用了。

另一方觉得老一辈的人以老卖老，以亲身经历为由说一堆难处，似乎这样就能豁免反思的责任——其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确实了解太少（当时的史实。另：不是说当初没文化吗？），他们反思的第一步就是去了解——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图书馆遍布城市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绝对是不缺的，只愿活在自己的既有观点里，不想去接受任何与自己观点相违背的事实，这太容易被利用了。

没文化的话，不要说什么宣传“民主自由”的书没读过，估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没读过：为什么本来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不直接过渡到也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到末日了还要劳烦这么多的工人阶级流血牺牲来为它掘坟？以中国的水平，要到共产主义是差远了。但是仍想要打破阶级差别的感情，如此激烈，以至哪怕回到原始社会闹三年饥荒也在所不惜，会是“值得理解和肯定”的事情吗？是的，当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是因为当时农民阶级根本没有“财产”可言，更没有“个人财产”可言，不然你看看解放前的资本家家庭文革时期夜里闭不闭户？是的，当时人的一些等级被打破了，学生可以打老师，谁都可以揭发谁——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这种“斗争”又跟贫瘠草原上的猎狗争夺唯一的肉骨有何区别？被打破的不是等级是是非观吧。

道理说到这里是极限了。还有人甚至至今仍把“有文化的人”想象成闭门造车，远离实际而又傲慢的形象——这就是文革给知识分子塑造的形象。就算文化人傲慢，文化不傲慢。亲情是最低级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但文化则需要一个人勇于突破自我才能不断获得。有了文化，甚至能反过来审视亲情，甚至还有大义灭亲的觉悟。自己都承认没文化的人，成天沉浸在亲情里就以为自己很伟大，连文化都不要学，这也是太容易被利用和奴役了。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不实、衣食不足的时代发生的事情，甚至没有资格拿来证明什么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