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永远“无法译成中文”的概念。但确实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机构去规定每一个新词的中文翻译。一个新概念的中文翻译也许有“混乱”的时期，但鲜有“词不达意”。因为受过基本训练的人至少会知道附上英语原词。“词不达意”是科技文献基本要求所不允许的，也是总有方法去避免的。
我所能接触到的研究领域是自然科学方面，在全球化趋势还不强的年代，经常有日本、法国、德国的科学家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他们本国母语科学期期刊上，所以一些新术语也许一开始就相应地先有日、法或德语版，然后才有英语版。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在那个年代是有相当一部分概念不需要从英语翻译为他们母语的。现在由于全球化程度很强，而且由于美国式科研体系的强盛，科研成为某种职业，需要谈“影响因子”，所以基本上不管哪个国家的人都用英语发论文为主。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新的概念——哪怕是中国人提出的——它正式出现在刊物上的最初语言会是英语。
中国无论在全球化以前还是现在都面临着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因为科学研究本身都是外国人教中国人做的，直到现在还学得不好。中国人做了科研，都是向外国人“交功课”和“批改作业”。中国人发展科研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是为了兴趣。所以，如果没有了外国人，中国人是不会做科研的。不要说“赛先生”，什么“费尔泼赖”、“共产主义”、清末以降甚至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国人宣传西学”。在整个近代文化领域译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什么的都没点出其严重性，应该说是“历史遗留问题”。
中文或日文跟拉丁语系的区别也使翻译问题在相应的亚洲国家有其特殊性。很多英语术语，对于德国和法国而言可能根本不需要“翻译”，直接用就是了。真正每词必翻不可的可能还是在中国这种地方。而且还要纠结到底是音译好还是意义好。前苏联化学家M. Klochko写了一本书Soviet Scientist in China讲了他在五十年代作为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的经历。当时，中国的科研发展很落后，而且发展方式也有严重的问题。但作者其中认为把术语翻译中文也属于阻碍中国科研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But there are, of course, peculiar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scientists in this matter of languages. How, in their ideographic system, did Chinese chemists, for instance, go about naming the chemical elements? Now, before chemistry became an organized science, at least a dozen elements had received different names in every language — iron, copper, sulphur, lead, etc. But for all the remaining elements, whose discovery came only with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the names have essentially the same sound in all languages. Yet, ruthenium（铑）, for instance, which is rutenii in Russian and ruthenium in French, becomes lao in Chinese! tu make things even more difficult, lao has a good dozen other meanings as well. By the same token, try to guess wether a Chinese means his youngest sister, magnesium（镁）,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n he speaks of mei.
这也许有点夸张，但语言的问题确实使我们无法切身地想象比俄国人和法国人面对英语术语比我们顺利多少。对这一问题，除了翻译，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M. Klochko的大胆建议是放弃象形文字体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实“中文将亡”的论调出现不止一次了，往往都出现在这种西方先进文化进入中国的时期，最近的这种时期是普及电脑印刷那会儿。当时有一篇文章叫《穷则变，变则通——迎接电脑文化的新时代》（ https://www.andrewsun.net/panta_rhei/archives/1799 ）里面有这些措词：
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国体育健儿，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代表着民族的尊荣，在奥运会的战场上，顽强拼搏，捷报频传，使中华振兴的号角响彻了全球。十亿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炎黄子孙，欢欣鼓舞，激情洋溢，看到了巨龙腾飞的曙光。
然而，就在这时，《参考消息》上，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报道：
“法新社洛杉矶8月5日电，新华社派了二十二名记者，四名摄影记者和四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报道奥运会的七千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一手高擎着金牌，一手紧握着钢笔，在手持现代化文字处理工具的七千名记者中，笔耕墨种，仍用手写自己的报道！
英雄的巨人，落后的装备，是何等的不协调！
……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北美日报》上，有人惊呼“中国文字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洋洋万言，历数汉字的拙劣和罪孽。国内也有人士断言，不废止汉字，中国就不能进入信息社会。
看来，汉字，这个仓颉的独生子，这个世界文化史上的老寿星，走进了时代的死胡同。
但是，在严重的挑战面前，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文化的复兴，我们必须寻求出路。祖先所留下的文化传统，如若不能通过时代的考验，并使之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成为历史的罪人，至少要被子孙后代评价为无能之辈。
……
汉字，真的像癌症那样可怕，将把我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车轮拖入泥潭，而除非彻底切除便别无生路了吗？
当时搞了什么四通中文打字机，五笔字型，汉卡、中文之星之类的东西，现在回看，也是浮云。这就扯远了。总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还是面临着梁启超时期的困境，翻译是一件历史注定的必然，早不是什么“鲜有发生？时有发生？比较普遍？经常出现？”的问题。
人们很容易去追问“如果将来中国强大了”这种问题。我觉得如果只谈学术交流，那是跟民族主义毫不沾边。中国是因为历史上“被迫”做科研，才会觉得有受迫感，觉得别人都用英语是对自己的一种“傲慢”，整天等着哪天“强大”了之后反其道而行之以出口恶气。事实上假如将来中国真的强大了，也许在科学研究的心态上会回归“好奇心使然”？到那时，是你主动想跟国际同行交流，自然会心甘情愿地尊重国际同行的惯例，而不会觉得有受挫或受排跻的感觉。但是，如果类似这样的情况是超出“学术交流”以外的整个文化领域的普遍问题，就很难不让人往“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冲突”的无聊话题上扯了。
西方有个巴比塔传说，说以前全人类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于是他们特别团结而且科技发展效率奇快。他们正在建一个奇高无比的巴比塔，直接通到天堂去。这事惊动了上帝，于是上帝就使了个法术让人类有不同的语言，互相听不懂，结果这个巴比塔就成了半吊子工程，人类到现在都建不了。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掌握命运）和粒子碰撞实验（认识宇宙）算是巴比塔工程了，在这些大型实验计划中可以看到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在一起合作，特别是中国人的身影。前不久大亚湾的中微子实验室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它本身也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