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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五毛的心路历程?

我一直就很纳闷,如此大量的“五毛”他们的立场和情绪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有一丝的感同身受。而且,凡五毛,总是同时在几个方面的立场都是共同的,这些方面之间也看不出什么联系。为何支持这个,就一定同时也支持那个?或者问,为何“五毛”总是这么典型?中间地带为什么就这么少人?

我首先不接受“洗脑”这种答案。也不谈“虚伪”的情况。我关心的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五毛”。目前我只有一些很零散的思路。

第一个因素可能是类似黑社会小弟式的“安全感”。这主要存在于“体制内”的人,以及管理者。中小学常期做班干的人,公务员(特别是公安系统)等等。这些管理者和“体制内”人士的共同体验就是长期习惯了中国式的家长式管理,不懂得经营一个由利己主义者组成的团队,其管理工作的成效往往不得不寄托在成员的听话配合上,因此团队中那些独立思考不盲从者总是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由此,社会上那些讲言论自由、争取个人利益为先、提倡民主的人士,挑起了他们作为管理者的敏感神经,因此也认为那些人士就是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面对僵化的东西才抱有安全感,迷恋权威。这几个因素其实是一回事。上学的时候逻辑关系比较复杂的概念无法理解,是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发散性思维比较差,思想上不太越雷池几步的人。班上的乖孩子,实际上不是特别精却很受班主任重视的,因而在高中之前都比较吃香的那些人。他们由于思维的限制比较容易成为“熟练技工型”人才或者“管理型”人才,而不是“专家型”人才。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独特点现象就是,专家型人才往往一直是专家型人才,熟练技工型人才通过“拼”却往往可以成为“管理型”人才。所以往往中国的管理者恰恰是最无法“搞定”下面的某些“思维发散”的下属。这就回到第一个因素了,所以不再细说。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最怕的就是题目过于灵活,让他无法直接套用死记硬背的结果。在高中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只好“逆来顺受”。可是当他们成年和进入社会,逐渐掌握一定范围的自主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世界的“稳定”、“顺利”和“五十年不变”。因为情况一旦不稳定,他们没有趋利避害的智商。所以他们很支持维稳。由于思维欠训练,他们手下的事情一般经不起太严格的推敲,所以最好没人去推敲他们——也就讲究权威不可质问。他们不喜欢那种“没有权威”的“科学思想”。由于他们自己总觉得没文化,所以哪怕他们混到很高的官,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仍然是又畏又恨。而知识分子由于总是求思想独立,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通常是谁也不同意谁的,在这样的圈子里很自然民主言论自由就会获得尊重。

总而言之,除了“体制内”的这类人之外,其他的典型五毛往往是在一个社会中缺乏靠“巧实力”生存的那些人。

今天在网易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里面引用了一个社会调查的结果:

唐和达尔分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中国人社会特征的相关性后发现,教育程度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关系,即民族主义意识强的受访者,学历主要是小学和中学,没受过任何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弱。从收入的角度看,收入越低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越强。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的民族主义意识最强,农村居民在中间,城市居民最弱。从政治身份角度看,党员的民族主义意识比非党员要强。

从民族身份来看,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都很强,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从年龄角度看,1931~1959年间出生的受访者(文章称为“社会主义一代”和“‘文革’一代”),比改革年代成长的受访者更具有民族主义意识。这个结果同时表明,热衷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愤青们”,实际上在缺乏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年轻人群中属于边缘派。

最后,研究者把相关问题结合,用线性回归方程测量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效果,即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专制意识等政治问题的正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支持民主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支持威权政府的统治。

这就是我所说的各种政治问题的取向为何一“五毛”就俱“五毛”?为何没有支持民族主义,却又反对专制的?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逻辑冲突。这是我还没弄明白之处。

关于武力

讲理与斗力,二者至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一九二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什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

以上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关于迟到问题的几点做法(转)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一个原则,班干一定要保证通知及时到位。凡通知过的时间,过期不候,后果自负。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提倡互相提醒互相帮助,避免造成同学各顾各影响团结。

以下转自:http://www.jiaoan.net/lunwen/html/2005827225916-1.html

班主任工作,琐碎而辛苦,忙碌而充实。班级管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常规管理工作头绪多,要做好落实工作,使管理确实到位,才能收到实效。而班主任精力有限,要做到面面俱到也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应该突出抓好几项工作的落实, 以此促进整个常规管理工作的质量。
本学期我们班迟到人数明显减少,在年级组长每日一查的工作记录本上常常是零记录。我的做法如下;

1.抓好典型,给学生树立榜样

我们班的靳开同学家离学校很远,每天不到6点就要从家里出来,可他却从来没有迟到过。 张倩同学住的也很远。一次下大雪她踩着铃声气喘吁吁的进了教室,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快累死了。” 她是骑着车赶过来的,为了不迟到可以想象到在雪天赶路她所付出的艰辛。当时正好是年级组长边老师的课,她很动情的对我们班学生说一个女孩子吃苦精神这么强,有些男生碰到一点困难就打车,有时还迟到,真应该觉得惭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经常有意识的对这样的同学进行表扬,发挥他们的激励作用,尤其是促进那些经常迟到的同学自省。

2.对“迟到大户”给与适当的“优惠政策”

常迟到的学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李欣同学父母工作忙经常不在家,早晨总是不能按时起床。我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夸他自理能力强。不用父母操心学习成绩还那么好。而且允许他迟到,只是要求他迟到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的进步很大,后来几乎没迟到过。孙昊同学为人热情,朴实,很有人缘。就是总迟到令人头疼。对这样的学生特别需要耐心。当班级迟到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还“榜上有名”。即使这样我也没和他急过一次。我只是让他看每次的迟到记录并且鼓励他:“你每次迟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说明你在努力,老师为你加油。”他后来也真的做到了很少迟到。 这种宽容无疑是一种优惠,也是一种尊重。当受教育的对象在人格上得到充分的尊重时教育的奇迹就产生了。

3.及时鼓励 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

当班级迟到连续几天出现零记录的时候,做为班主任我敏感的把握住了这个时机。首先我及时表样了那些以前经常迟到的同学,肯定他们的进步。这些同学的进步对全班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然后让他们自己体会良好的班风的重要性。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迟到零记录,而且将这种良好的作风也带到其他方面,比如卫生,纪律。共同营造一种良好的班级氛围。让每位同学都从良好的班级氛围中受益。

4.定期小结 有适度的奖惩制度

学生是容易出现反复的,所以要对迟到问题及时定期进行小结,引起他的重视,否则学生很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出现反复。从而使班级管理质量滑坡。同时要有适度的奖惩制度。奖忌滥,次数太频繁就失去了意义。惩要有效既要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又不要伤害学生的自尊。

5.温情关爱 让班级管理更加人性化

应该说,关爱是一种责任。对那些迟到的学生我从不随意指责,甚至大声呵斥。总是心平气和的听他解释原因。对那些“起晚了”之类的解释不批评不表态,因为他知道错了在找托词,不妨给他点面子。而有些同学确实因为客观原因迟到,一定要留心观察,不要伤了他的自尊,对他迟到的原因表示理解。这样一个班主任才会有威信,学生也才会服从你的管理。总之要有温情,要使学生感到这种关爱。那么你的关爱就会化成他的动力。我们的管理工作才会进入良性循环。

迟到问题看起来是小事,但班级管理工作无小事。常规管理工作中任何一个环节处理得当都会促进班级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本学期在学校的无迟到周中我们班被评为高二年级唯一的无迟到班级,激发了同学门的热情,增强了班级体的凝聚力,对班风班貌的整体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使班级管理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

一个学期的班主任工作即将画上句号,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班级管理工作中坚持抓亮点,以点促面会使我们的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