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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无关的内容。

大学老师连NPC都不如

我们抱怨大学已经很久了。抱怨它从来不是围绕本科教学来建设的;抱怨即便是科学研究,也越来越沦为形式主义和KPI驱动。与此同时,我们又很清楚,大学本身并不独立,这并不是大学层面所能改变的事情。

一个几乎已经写在明面上的事实是,在中国,高校政策常常被同时当作教育政策、产业政策和就业缓冲器来使用,而不只是为了追求大学理想本身的制度建设。

从一开始,扩招就主要不是为了建设某种理想中的高等教育,而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紧接着就是硕士和博士扩招、学历倒挂。这些更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硕士和博士原本意义上需要这么多人,而是被公开讨论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办法。

科学研究的KPI化也是如此。它当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治理技术。项目、论文、帽子、奖项、考核、排名,这一整套东西,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让知识生长,而是为了让人变得可统计、可比较、可筛选、可驱使。

所以,大学长期以来就是被国家拿去做宏观调控的。大学被当作国家治理和发展工具,而且越来越纯粹地被当作这种工具。

作为高校教师,我每天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无法忘记这一层荒凉的底色。他们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先被当作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对待的,而是被当作国家素材,被作这样或那样的安排,被输送、被筛选、被编码、被消耗。

本来,每一个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天然带着好奇和追问。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这种渴求,反而总是在用一种极端露骨的应试逻辑去阻断它。它不仅否定了好奇心的意义,还直接把“做人”的价值贬低为“满足外界需求”的能力。

而现在,这种中小学教育的异化,已经全面蔓延到了大学。随着本科教学一步步糜烂,高等教育的理想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教育则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败坏:师生双方其实都已经看穿,所谓学术,很多时候不过是KPI、绩效、帽子和权力游戏的包装。所谓“学术问题”,往往是硬编出来的:对上,是为了弄到项目;对中,是为了营造圈子;对下,是为了PUA研究生替自己卖命。

更令人绝望的是,个人的清高选择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高校教师这一岗位,本身已经被结构性地无聊化了。今天你听说一个人是高校教师,几乎立刻就能猜到他不过两种形象:要么清高而无用,要么就是上述那种鸡鸣狗盗之徒。

你实际上是被雇来扮演一个名叫“高等教育”的主题公园里的NPC。问题还不只是你在扮演,而是你甚至不能向社会明说自己只是在扮演,不能因此获得哪怕一点作为NPC应得的理解和尊重。你只能像一个下了班却还穿着戏服、还留在角色里的演员那样,被人当成招摇撞骗之徒,被鄙视,而且是结构性地被鄙视。

我说这辈子总会再碰上——追溯记忆中的古典音乐

大概在初三到高一的时候,家里的音响系统允许我从电视录像带的音频转录到磁带。我经常在电视台播放一些古典音乐会的时候这样录下来,然后用Walkman天天听这些音乐会的音频。其中有一场我至今无法确认的音乐会,是我反反复复听了很久的。里面的一些曲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不太容易入门的,但由于我天天听,反而全都听进去了。上了大学之后,已经不流行磁带随身听了,这个磁带我也丢了。但里面的曲子全都能哼出很长的一些段落。

由于我只看过一次视频,之后都是用随身听来听音频,所以很多曲目我都不知道名称。但上了大学之后,我听的古典音乐立刻丰富起来。同时我越来越奇怪,我已经知道了古典音乐的这么多作品了,当年这个磁带里的音乐,怎么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作品?我甚至有意识地去找,但是当年还没有像Apple Music这种大音乐平台供我搜索,而且我最深的记忆是旋律,除非哼歌识曲(在当年也没有),否则凭我对其他信息的记忆,根本形成不了什么便于搜索的关键词。

但anyway,那个音乐会里的大部分曲目,到我参加工作之前都已经找到了名称。除了最后一个曲子,是今年四十二岁的我刚刚才再次遇上,确认了名称的。借这个机会,我聊一下这个音乐会里的作品。

那些曲目

有勃拉姆斯的double concerto。拉大提的是马友友,这是我在看这个视频当时就认得的演奏家。拉小提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我后来一直怀疑是Isaac Stern。这部作品是我最早确认到的。因为我上了大学之后特别喜欢协奏曲这个格式,啥协奏曲都听一通,所以很快就再听到了这个作品,确认了它的名称。

有一个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K.296的第三乐章。小提琴是一个很年轻的黄种人女生,钢琴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我的磁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我是从这音乐会的一半转台发现的,只来得及从这个开始录。在当时,我比较懂欣赏的是莫扎特的作品,所以整个录音带我最喜欢这首。上了大学之后,我搜集了大量的莫扎特作品,有很多全集,但不巧的是我一直没有小提琴奏鸣曲的录音,所以反倒很迟(可能是研究生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还有一个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部钢琴三重奏。视频里的大提琴是马友友,钢琴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也就是演奏的肢体语言不仅很old school而且很克制,让人觉得他是个埋头苦干的人。而小提琴,again,又是那个白发苍苍的,我后来怀疑是Isaac Stern的老头儿。

高中时期的我,当然不是很快就能欣赏得来肖斯塔科维奇的。不过,那时的我接受度还是挺开放的。当时我订阅了《音乐爱好者》杂志,这本杂志每期都会发一张CD,曲目都很面向“资深乐迷”。我记得有一期送了一张梅西安的作品,听得我下巴都快掉了。因此我听了很多次。按我现在对自己的理解,是因为我天生有审怪癖。越怪的存在,我会止不住地越多看多研究。跟梅西安相比,肖斯塔科维奇简直就是奶油芭乐。所以当时我每夜听着这个磁带入睡,这部作品很快也上头了。

但毕竟,我到研究生,才逐渐频繁地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刚开始就听他的几个交响曲和(of course)协奏曲。当我再遇上这个trios的时候,除了意外之外又拍大腿觉得合理:对啊!这调调就应该是老肖的。

最后一个曲目是歌剧《拉克美》里的咏叹调“The Bell”。我很喜欢这段歌曲,能哼出大约80%的旋律,但仍记不清一些部分。高中时,我对这部作品的作曲家和名称很陌生,当时看视频时,只记得报幕字符全是我看不懂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可能的报幕是:”L’Air des clochettes (the bell song)”, from Lakmé by Léo Delibes。因此,我无法用任何关键词找到这个作品。

我对古典音乐里的声乐作品一直都很陌生。只因为喜欢莫扎特,上了大学听过几部莫扎特的歌剧。当时还托外语学院的朋友帮我翻译了费加罗婚礼的歌词(免费,现在想起来大学生真的很纯粹)。《音乐爱好者》杂志,有一期难得送一张莫扎特这种大众化作曲家的作品,我恰好喜欢莫扎特,急忙拆开一看,Lieders。当时不知道这个单词,心想什么鬼啊。还有我不知道的莫扎特作品?一听原来都是小歌曲。里面印象最深的是Die Alte。这就大约是我对声乐作品的了解程度了。所以我能再次遇上这段作品的机会是非常低的。

在哼歌识曲功能出现之后,我曾不止一次试过找这个作品。我五音俱全,但哼歌识曲的曲库估计没这么全。

我心里一直认为,主动找到它的曲目信息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能继续活着。只要我不忘了那个旋律,人生当中总会再遇上一次吧。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悬念:我会不会到死都遇不上它呢?刚刚刷抖音刷到迪里拜尔年轻时参加一个比赛唱了这个作品,才终于获得这个曲目信息。看来还不太严重,到中年遇上了。

“那场音乐会”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音乐会呢?之前我一直没有把重点放在把这个音乐会也找到。大概是去年我在知乎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才想起,一个有Yoyo Ma参加的,确认了三个曲目的音乐会,信息应该十分齐全,搜索youtube应该能有结果的,于是我搜过。

Isaac Stern跟Yoyo Ma确实有合作double concerto的现场。作品第一乐章开头小提和大提都有一段很自由的solo。不同的演奏者在这一段的演绎差别比较大。Stern和Ma的这个现场跟我的记忆十分贴近,我能八九成确认这就是我磁带里的版本。只是我记忆中视频里的打光很黑很冷,但在youtube搜到的视频打光很暖。

Concerto for Violin,Cello & Orchestra in A Minor,Op.102(Brahms)
Violin : Isaac Stern (66 years old)
Cello : Yo-Yo Ma (31 years old)
Cond : Kazuyoshi AKIYAMA
NHK Symphony Orchestra
1986.11.27 Suntory Hall (Tokyo,Japan)

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重奏,Stern和Ma确实也合作过,但只有CD,搜不到现场。但是CD封面跟我当时的印象非常接近!我把前文的描述再复制过来,能与下图完美对应:“视频里的大提琴是马友友,钢琴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也就是演奏的肢体语言不仅很old school而且很克制,让人觉得他是个埋头苦干的人。而小提琴,again,又是那个白发苍苍的,我后来怀疑是Isaac Stern的老头儿。”

“白发苍苍”、“埋头苦干”和马友友

所以,我印象中“演奏的肢体语言不仅很old school而且很克制”、“埋头苦干”的,原来是Ax啊,确实也很合理,我后来很快就挺喜欢这个钢琴家的,但确实没办法想得起来记忆中这个三重奏里的钢琴是他。现在我十分确信当时看到的视频就是这三个人。估计这张唱片当时录制的一场rehersal,或者真的是很罕见的一场公开演奏会的录影。

就以这两段记忆的确认结果,就应该可以确定,我当时看的不是某场完整的演奏会,而可能是几段现场视频的“集萃”节目。这在今天之前是令我沮丧的,因为这切断了我确定那个歌场作品的第三条路:找到这个演奏会,然后根据演奏会的曲目单信息确认那首歌是什么歌。

同时,我仍不知道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中的两位演奏者是谁。华裔小提琴演奏家,很年轻,看上去十九、二十岁的样子,头发垂到脖子,没有扎辫子。不是我知道的Sarah Chang之类的,更不是郑京和(她这么小的时候年代是比较久远的,现场录像很少)。我现在脑中也没有什么白发苍苍且身形肥胖的形象的钢琴家名字。但是,既然现在我已经确定了那首歌曲的曲目,搞清楚这个音乐会的执念也没那么重了。

香港人的优越感是怎么形成的?

香港人的针对大陆人的优越感基础是分阶段的形成的复杂体系。由早到晚,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

最早的事实基础,是同一时期香港历史和大陆历史的交集。在大陆处于“左”的狂热年代,香港发生过类似前几年的那种“乱港分子”运动。按照阶级史观,那批“乱港分子”是“进步”的,受害者和镇压方则是“反动”的。我们的历史书写者兴许会解读为:“虽然这场运动失败了,但是促使殖民政府重视香港本土华人的有效管治,发起了一系列改良,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香港社会暂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但是在香港本土的历史书写,认为这批人就是乱港分子。就算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所造成的社会创伤和教训是不容忘却的。它提醒香港人警惕从大陆渗透过来的“左”的狂热,揭起了研究和批判大陆的路线的热潮,比如很多伤痕文学的流行。这种因素给香港人贡献了一层对大陆人的道义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这种因素在1989年又加深了一层,但这估计可以归类为“境外媒体污名化”的结果了,因为事实本身如何是值得另说的。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跟香港人亲不亲英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直接来自大陆对香港的影响。

当然上世纪60年代,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都是普遍的现象。说香港产生这些运动就是因为大陆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这些左派不是从大陆来的,只能说它的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是大陆。而且,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各自对自己60年代的这些运动的历史书写都是比较平衡的,既肯定了它们对社会改良的刺激作用,又会反思暴力的伤害。

后来香港进入“经济起飞”的年代。庸俗的“看不起穷亲戚”的优越感,实是人之常情,所以得以流行起来。后来的大陆人“带小孩公共场所小便”“过马路冲红灯”“不排队”这类歧视,也可以归类为“穷亲戚”因素,因为按照“仓亶实而知礼节”,这些属于等人们有钱了自动会变得文明的因素。当时的一些善意的香港人自己也是这么期盼的。而且有很多当时的香港人在大陆还有不少具体而言的穷亲戚,所以他们会给内地家乡捐钱捐学校,主要都是基于“乡情”,所以捐的都是自己老家的。内地也很接受这种落差,校园歌手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代表着当时内地人对香港这种先进的朦胧而坚定的承认。而香港这边,《表姐,你好嘢!》这个电影,是属于非常善意的例子了。有趣的是,内地公安有特异功能这个梗,是香港电影常用的梗,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钱学森在内地主张过一阵子,香港人听内地人讲得比较多造成的。

国安法落地之后,我发现香港人之中,除了上述两类优越感之外,还有一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是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无关的社会文化上的。这也是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发展说明了,大陆的有些文化,是不会因为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必然与西方趋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沮丧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首先就是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已经很小了,所以“穷亲戚”变成了“强国人”。其次,能归类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在今天都不得不解读为“媒体歪曲”、“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反正也归类为前文说过的第一种因素了,随着国安法落地、去殖民地化和身份认同感教育,也会转化掉。剩下的一些就是那些,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未见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俨然“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文化或做法,是香港人不接受的。我很难具体地举出,到底哪些属于这种因素,但暂时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低人权优势。一种对996的、不强调work-life balance的、内卷的、不尊重个人的、小镇做题死记硬背的、封建家长式的(中央vs地方、给香港输水输电香港要感恩的“孝”文化)、明规则+潜规则的乃至出尔反尔的、低效、口号、运动、形式主义的、文化审查的、通过撒钱弥补落后的文化影响力的综合反感。而香港恰好在这些特点的反面形成了本土特色(996除外吧)。这些据我观察是就算去香港殖民化了,经济落后大陆了,穷人(港灿)比大陆多了之后,仍有生命力的优越感来源,因为眼见的未来,这些大陆文化的消失要以大陆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这部分优越感,只会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而加强。

当然,香港人今天看到的大陆,仍然跟我们所知道的是不一样的。香港媒体有强烈的本土倾向。针对本土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报道总是以乐观收尾。《铿锵集》深挖香港本土社会问题,跟《焦点访谈》深挖全国各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都是等这个社会问题有一些正面的动作——无论是NGO团体的出现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之后,再搞,以便报道的末尾能抛出来,给人一种乐观的、对社会有信心的基调。但《铿锵集》《新闻透视》或《星期日档案》对内地问题的报道就没这么多余的善意了,这就好像央视的《环球视线》或者《国际观察》似的了。这种倾向的背后根源是深远的。我只能说一种情感:一个爱国的新闻媒体,当然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让国家更好。报道国家的社会问题,就决不能产生让人民恨国的效果。香港的新闻媒体只是把“国”换成了“港”之后的做法,情感上则是相通的。

我还是希望,当下的两地人视对岸的人为人际交往意义上的“好人”,而不要视为“坏人”。这是应该能在这一代人之内解决的。尽量记得对方的善,而搁置对方的恶。比如,我们多想想香港人在内地在洪灾、地震时的捐款;而香港人则能否试图把内地红十字会归类为“一小撮”内地人?因为内地报道已经只集中在郭美美一个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