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比喻说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好像鸟类学家与鸟的关系，这个比喻有利于不强行认为前者能“指导”后者，即“鸟并不需要先懂鸟类学才知道如何做一次鸟”。但科学研究者是否不需要先懂科学哲学才知道如何做科研呢？如果自然科学就是“向大自然学习其规律性”，那作为一种“学习”，虽说要注意“思而不学则殆”，但自然也免不了“学而不思则罔”。

人类关于大自然的知识有一个“理论大厦”。平时我们也常说什么“知识殿堂”。这些词汇暗示了这一讨论的目标就是这些知识本身，目标就是建设这个“大厦”或“殿堂”，而不是它的在工业应用、国计民生的关系。怎么判断你做出来的一块砖适合不适合添加到这个“大厦”中呢？它是一块好砖还是一块坏砖呢？它又应该添加到这个“大厦”中的哪一部分呢？完全脱离实际应用，没有了“比武擂台”，纯粹就“建设理论知识大厦”而论，应采取什么标准呢？这就是科学哲学通过回顾科学史能够告诉科学家的事情。虽说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历史，但人为了“认识你自己”，总是需要另外进行哲学研究的。

如果说，这个理论大厦本来有一个完整蓝图，那么上述问题就有答案了。真的存在一个蓝图，供人在新发现一些事实或理论规律的时候去对应吗？就好像商店买回来的拼图，总有一个完整的全图供你参考，判断一块碎片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吗？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学说就是论证了这种蓝图的存在以及它具体是指什么。于是，纯粹为一个未完成的拼图添上一块碎片，也应是一个功劳。

很可能一个人穷毕生之努力，也就是添上了一块拼图。没有人知道（包括他自己）这些知识有什么用，但只要能被评价为“添上了一块拼图”就理应被嘉奖。以往的学术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学术界不仅不嘉奖这种事情，更甚的是已经失去了辨别这件事的能力和动力。你说你的研究题目，意义无非就是续写原本教科书的章节，让我们对XX的认识更完整，是不足够的。现在没人能理解这有什么意义了。可能是因为研究人员极少看教科书了。为什么？因为研究人员不搞教学。大量课题是非故意的重复造轮。

一个研究纲领的生命尺度是以“世纪”为单位的。纯粹为研究纲领“建设保护带”的工作，功成未必在你。抱着求名求利来做研究是不会对这件事产生一丝兴趣的。然而当前的科研制度是悬赏式的、淘汰式的，因此恰恰筛选出的是对名利趋之若鹜的人，淘汰掉的则是在世时“无功”之人。因为对同样“无功”之人，又失去了辨别谁的工作才是“添砖加瓦”的能力，只好一律淘汰。这样的科研制度，表面上是为了强国，实际上强不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