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玉忠、郑长义编著的《高聚物流变学导论》中的这句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

术语“流变学”（英文为RHEOLOGY）是由美国物理学家宾汉（E. C. Bingham）于1929年杜撰出来的，……

我在第一次看到这里使用“杜撰”一词的反应是：惊讶，然后立刻认为正确。我当时想象，也许有什么语文冷知识会告诉我，平时被当作贬义词使用的词其实原意可能是中性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贿”原意仅指赠送财物，再比如“复辟”、“染指”等。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杜撰”可能真也是这样的，人家用得对。

这种地方在英语里常用coin一词。比如上面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就是：

The term “rheology” was coined by E. C. Bingham in 1929.

Coin作动词时原义就是贬义：造假币。但引申为造新词成了中性。

“杜撰”和“肚撰”

所以我觉得中文翻译成“杜撰”——假如它真的有中性的原意的话——是很妙的。

今天我恰好闲着没事查了一下。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为杜撰……然仆又观俗有杜田、杜园之说，杜之云者，犹言假耳。如言自酿薄酒则曰杜酒。”后因称臆造为“杜撰”。

《辞海》

更近的权威说法来自白维国版的《近代汉语词典》：

根据姚永铭、崔山佳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肚撰”和“杜撰”当是历史上的一对异形词，“肚撰”之义犹为“臆撰”，“肚、腹”与“胸、臆”属同一义域的词，“肚撰”与“臆撰”的构词方式与思路相同，从“心知肚明”这样的词语就可看出“肚”与心智类词语的联系。因此，“杜”当是“肚”的假借字，故而，《近代汉语词典》将“肚撰”列为正词条，而将“杜撰”列为副条，由此，解开了“杜撰”这一常用词词义的来源之谜。

《千年的词汇演变史，亦是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近代汉语词典〉拆解千年语言密码》——《中华读书报》（2016年08月10日10版）

我查了这种说法的原始论文。能够确认的事实是“肚撰”和“杜撰”同时出现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非要说它们是一个词的理由主要在于：两个词似乎都有持续出现的例子表示“自己编造”的意思。“肚撰”最接近“臆造”。而“杜撰”——若不采纳“等同‘肚撰’”的观点——则仍按王楙所言“如言自酿薄酒”。如果仅为“自己编造”，那这是中性词。但若像王楙又说的，“杜之云者，犹言假耳”，似乎更加强调贬义，更像是“改换原有事实”之义。但是这种“假”的意义却并不是“杜撰”的最一般用法；“杜撰”作为贬义经常用于表示凭空编造原来没有的事，而不一定只是（甚至说不是）指把原有事实进行改换。既然不是这一义，那王楙的这一句可以不作重视。排除了这一句的话，那剩下的依据就都没有指现贬义用法了。因此无论“杜撰”是不是“肚撰”，它都约等于“臆造”。

为了翻译而肚撰

支持“杜撰”为“肚撰”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是：唐朝比丘释慧琳著的《一切經音義》第三十九卷中的《不空羂索經三十卷》第二十五卷“㜝懠”词条：

㜝懠——譯經者於經卷末自音為頷劑率尒肚撰造字兼陳村叟之談未審㜝懠是何詞句

这里面含有“肚撰”一词，早于南宋王楙，也早于其载的杜默（北宋），所以“杜撰”才被认为源自“肚撰”。但我觉得感兴趣的是，若这是最早查到的“肚撰”一词，那它正好被用于表达翻译外文专业术语时的困境。

我曾尝试查找，是谁最先用“流变学”三个字作为rheology的翻译。按照慧琳《音义》上面的说法，也可以这么问：是谁最先把rheology肚撰为“流变学”？我作过一番“村叟之谈”的翻阅而无果，只是比较肯定这个翻译是在建国前就已广泛采用。

已故力学前辈朱照宣先生和我有相同的兴趣。但连他也说：

我不清楚在中文里，“流变学”这个词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大概是“约定俗成”吧。

朱照宣. 流变学中的 Deborah 数[J]. 力学与实践, 2008, 30(4): 64-64. doi: 10.6052/1000-0879-2008-375

朱照宣是与李四光、陈宗基同时代的力学家。如果连他也说不清楚是怎样确定下来的，那么李四光和陈宗基一定不是首位确定人，否则朱先生不会不清楚。

rheology最早不叫“流变学”

我也查过，陈宗基1954年才在Delft拿到博士学位，1955年才回国，而1953年版《物理学名词》（由王竹溪、王淦昌、方嗣欔、孙念台、陆学善、葛庭燧、杨肇燫等七人组成工作小组）已收了“流变学（rheology）”。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词发生在1953年或更早，陈宗基本人当时还在国外，理论上不可能是他直接把这个词交给1953年审定小组的。更可能是王竹溪等审查小组内部的人，或是这之前已经有人在中文文献里单独使用过“流变”，小组只是采纳。这更说明这个词在民国时期采用。

那么是不是李四光呢？尽管李四光很早就注意到了rheology一词及期概念（见诸其建国前所著的《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但是他却直到1960年代都未见在正文中采用rheology或流变一词。这也许是因为在他理解地质现象主要涉及到的是塑性形变（他当时采用“柔性”一词）。

但是也很有可能“柔性”这个词本身就是用来对应rheology的。我最近查到，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版的《物理学名词》（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七人为委员），收了rheology一词，并译为“柔质力学”。这本书的前身——1931年萨本栋编的《物理学名词汇》尚未收录rheology。因此几乎就是吴有训等人的委员在此期间新增该词并译为“柔质力学”的。

因此可以确定，把“柔质力学”改成“流变学”这件事，发生在1934至1953年（甚至是1950年，因为1953年的《物理学名词》审订工作始于1950年）。而根据《中国大陆物理学名词工作的发展》一文（阎守胜，刘寄星发表于《物理》42卷6期，2013年）所述，抗战期间，名词委员会的学者一直努力对1934年《物理学名词》进继续进行补充修订。

抗战胜利后，1947年9月18日，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哲学楼召开工作会议，到会委员有裘维裕、严济慈、陆学善、周昌寿、朱物华、周同庆、曹惠群、陈宗器、王福山、李国鼎、翁文波等。会议历时十余日，增订的《物理学名词》所收词条超过1934年公布的名词数。会后将审定本送国立编译馆。但由于此时国内陷入大规模内战，对1934年版《物理学名词》的修订结果未及刊行。

阎守胜, 刘寄星. 中国大陆物理学名词工作的发展[J]. 物理, 2013, 42(06): 401-408. DOI: 10.7693/wl20130606

而1953年版序例所说的“根据以前编订的‘物理学名词增订稿’进行审查”，根据阎守胜和刘寄星的的文章所述，应该就是这个抗战后未及刊行的版本。因此，由“柔质力学”改为“流变学”这个动作，很可能正式出现在1947年版的增订稿，也可能是1953年版的委员在审订时所作。我们只能说，“流变学”一词应该是1947年和1953年的委员们改的。鉴于1947年的增订没有正式出版， 仅以正式出版为准，可以说1953年版是“流变学”一词首次出现并替换“柔质力学”作为rheology的中文译名。

至此，我所能想到的线索都查到头了。

战乱无法动摇的学术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从1934年的译为“柔质力学”的版本开始一直到1953年译为“流变学”的版本，杨肇燫都是主导者（杨先珏. 杨肇燫先生事略[J]. 物理, 1988, 17(8)）。从各种回忆中可以了解到，杨肇燫的突出风格之一是十分主动地改善不恰当的译名（又见钱临照. 物理学名词审定的早期工作——怀念杨肇燫、陆学善[J]. 中国科技术语）。1953年版的序例（实际上由杨肇燫撰写）特别说道：

我们在尽量保留旧名词的原则下， 还是废弃了一些旧的译名，而换了一些新的译名。因为我们觉得物理学在中国还是在萌芽时期，这一届审定的名词在普遍采用之下，影响可能是广泛而久远的； 为了久远计，欠妥的旧名词，如果迁就让它沿袭下去，积久之后再要更改就困难大多了。凡这一类的名词，如其有较妥的新译名，我们就采列，相信对于以后的学习和写作都有帮助，纵然有感觉不便的，也只是目前为数比较不多的人。

《物理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53年

也许我们无法把“流变学”一词的“肚撰”归功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但是它必定归功于近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在国运如缕，居处无定之际——却仍坚持最细致的学术述作，追求最高的学术标准的这种精神。如杨肇燫在其发起的乙酉学社丛书的“缘起”中所写：

民国三十有四年之初，抗日战事犹酣，曙光未露，殊深风雨如晦之感。本社同人蛰处沪滨，幽忧隠愤，共相策励，亟思藉韬潜之光阴，从事于严正科学之述作，为将来复兴作育人才之准备上略交涓埃之助，而苦于经济拮据，徒有心余力绌之憾。……

杨肇燫的事迹不难查到。他的学术精神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物理学家群体中也不是个例，我们也已多有了解。我仅仅只是凭一时兴趣查阅一下“流变学”译名的源起，就又拜览了这些先辈的风采，既是意料之外，更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