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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st

伦理问题

问题主要在于大家都不敢去承认我们今天连最普通的伦理问题都很争议,而非要好像自己那套已经天然正确了一下跳到评价别人那一步,似乎觉得我们如果连原以为幼儿园就该懂的东西到现在还需要讨论和争论,就丢脸很悲哀。科学网上面经常有关于师生关系讨论。学生和老师的发言得都不少,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说话的老师基本上当然都是对学生好过头的,自觉说出来都不会被骂的老师,否则哪敢说啊。说话的学生也基本上专挑老师中的奇葩典型来说事。看客一般是拿个别当一般以泄愤为主。他们没有兴趣去关心为什么有人和自己的观点不同。我虽然物理不好,但我深信觉得世上是没有无因之果的。假如你做实验过程中看到一个异常的与原理论不符现象,你只满足于诸如“很奇怪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谁叫你生在中国”之类的解释,那就别说你是做科研的人了。因此,重要的不是你认为怎样,而是别人为什么不这么认为。

经常考察就会发现,社会的问题多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多在早年,早年的问题多在于家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孩子会打洞。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情况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思想。当然,这只是我观察的结果,我应用在实践中基本能够能够满足,使我避免了很多“遇人不淑”的情况和不必要的纠纷。但至少每个人都要去研究这一个课题,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在实践中,未雨绸缪。谁都希望一开始就选对的人,而不是到了发现不合适之后在那里扯皮谁对谁错。

真要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理方式(这不是没有必要,因为做老师面对的就是学生五花八门一批批地换,“因材施教”也得有低线),那就必须讨论一个“师生伦理”的问题。而且要承认,学生不是天然承认你这套伦理的,你觉得幼儿园就该懂的事,学生很可能“不懂”,因为啥可以研究(例如我提出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情况和成长环境),但到了“伦理”层面,这个问题也管不着了,关键在于你要趁早正式而明确地(explicitly)抛出你的做法及其原因(没有无因之果,因和果要同时出现才有说服力)——这就要求你平时就要日三省乎己,你做事要有理由,而不是乱来。这无论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个初步的自律。因为就算学生读到研究生了那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就事论事前提下,你有你的原因,人家有人家的原因。你不同意的做法,大可以拿出来讨论。

我觉得很多做学生的都有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状态,那就是,当初考研是自己决定的,导师是自己选的,没人逼;但读了之后突然好像自己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了导师手里似的。不知道是什么家庭环境出身导至的小小年纪脑中社会观就已经充满了奴役与被奴役。真给他去做导师也不会是什么好导师。

疑问:五毛的心路历程?

我一直就很纳闷,如此大量的“五毛”他们的立场和情绪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有一丝的感同身受。而且,凡五毛,总是同时在几个方面的立场都是共同的,这些方面之间也看不出什么联系。为何支持这个,就一定同时也支持那个?或者问,为何“五毛”总是这么典型?中间地带为什么就这么少人?

我首先不接受“洗脑”这种答案。也不谈“虚伪”的情况。我关心的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五毛”。目前我只有一些很零散的思路。

第一个因素可能是类似黑社会小弟式的“安全感”。这主要存在于“体制内”的人,以及管理者。中小学常期做班干的人,公务员(特别是公安系统)等等。这些管理者和“体制内”人士的共同体验就是长期习惯了中国式的家长式管理,不懂得经营一个由利己主义者组成的团队,其管理工作的成效往往不得不寄托在成员的听话配合上,因此团队中那些独立思考不盲从者总是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由此,社会上那些讲言论自由、争取个人利益为先、提倡民主的人士,挑起了他们作为管理者的敏感神经,因此也认为那些人士就是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面对僵化的东西才抱有安全感,迷恋权威。这几个因素其实是一回事。上学的时候逻辑关系比较复杂的概念无法理解,是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发散性思维比较差,思想上不太越雷池几步的人。班上的乖孩子,实际上不是特别精却很受班主任重视的,因而在高中之前都比较吃香的那些人。他们由于思维的限制比较容易成为“熟练技工型”人才或者“管理型”人才,而不是“专家型”人才。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独特点现象就是,专家型人才往往一直是专家型人才,熟练技工型人才通过“拼”却往往可以成为“管理型”人才。所以往往中国的管理者恰恰是最无法“搞定”下面的某些“思维发散”的下属。这就回到第一个因素了,所以不再细说。靠死记硬背过关的人,最怕的就是题目过于灵活,让他无法直接套用死记硬背的结果。在高中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只好“逆来顺受”。可是当他们成年和进入社会,逐渐掌握一定范围的自主权之后,他们一定会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持世界的“稳定”、“顺利”和“五十年不变”。因为情况一旦不稳定,他们没有趋利避害的智商。所以他们很支持维稳。由于思维欠训练,他们手下的事情一般经不起太严格的推敲,所以最好没人去推敲他们——也就讲究权威不可质问。他们不喜欢那种“没有权威”的“科学思想”。由于他们自己总觉得没文化,所以哪怕他们混到很高的官,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仍然是又畏又恨。而知识分子由于总是求思想独立,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通常是谁也不同意谁的,在这样的圈子里很自然民主言论自由就会获得尊重。

总而言之,除了“体制内”的这类人之外,其他的典型五毛往往是在一个社会中缺乏靠“巧实力”生存的那些人。

今天在网易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里面引用了一个社会调查的结果:

唐和达尔分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中国人社会特征的相关性后发现,教育程度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关系,即民族主义意识强的受访者,学历主要是小学和中学,没受过任何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弱。从收入的角度看,收入越低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越强。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的民族主义意识最强,农村居民在中间,城市居民最弱。从政治身份角度看,党员的民族主义意识比非党员要强。

从民族身份来看,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都很强,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从年龄角度看,1931~1959年间出生的受访者(文章称为“社会主义一代”和“‘文革’一代”),比改革年代成长的受访者更具有民族主义意识。这个结果同时表明,热衷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愤青们”,实际上在缺乏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年轻人群中属于边缘派。

最后,研究者把相关问题结合,用线性回归方程测量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效果,即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专制意识等政治问题的正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支持民主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支持威权政府的统治。

这就是我所说的各种政治问题的取向为何一“五毛”就俱“五毛”?为何没有支持民族主义,却又反对专制的?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逻辑冲突。这是我还没弄明白之处。

关于武力

讲理与斗力,二者至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一九二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什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

以上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