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轻易地批评中国学生听完报告后没有提问的，进而提倡学生要“善于提问”。或者，也会有人引申到中国学生不“善于质疑”，或者不“敢于质疑”，大叹中国教育失败。类似的论调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报刊杂志”是80年代的词汇了，用2015年词汇应该换成“微信朋友圈”。不知道这些作痛心疾首状的人知不知道有多少学生会把这些批评当回事。

说要质疑容易，但是到底何时质疑？为何质疑？是不是一味地质疑即可？这才是主要问题。可惜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是需要水平的，比喊喊口号要求高多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答案。

同样的，我们也经常听到大学里的前辈叫本科生“学会自学”。学生抱怨课程内容太局限，他来一句“学会自学”；抱怨任课老师讲课方式，他来一句“学会自学”；抱怨专业不理想，他还来这一句“学会自学”。可是，那现在要自学哪些东西？为什么想到自学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自学到什么地步、什么程度？自学到哪里为止？从来没有人回答你。于是，懂自学的学生就一直懂自学，不懂自学的学生一直不懂。哪怕我现在先越过“什么为之‘自学’”这个问题，直接问一下，为什么有的学生自然懂自学，有的学生不懂，也很少有人讨论这个。

从小老师和家长就说，要从“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可是，为什么有的人是“要我学”，有的人是“我要学”？没人讲过。

你活在这个庸俗的大众之中，他们水平太low了，只懂喊喊口号。但是，你不相信口号，可惜你从来没有听到过比口号更进一步的东西，所以你也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这就是大部分大学生的心路历程。

我本来是要回答上面这些具体问题的，但是由于时间有限，以后再详细回答。简单地说，“我要学”、“能自学”、“懂质疑”的基础，在于懂得critical thinking。critical thinkg是有具体定义和培养内容的，有很多书，不是口号。而critical thinking的培养则是需要贯穿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我们为何总是听到对大学生作出各种素质的要求？就是现在大家都不好意思去要求高考大棒之下的中小学生了。可反讽的是，你的选拔机制的设计就没给你选出这样的人，你却对选拔结果作这样的要求。你的中小学教育产物不具备critical thinking的基础，却要求大学生懂得各种以critical thinking为前提的事。难怪你只懂喊口号，因为你自己也不懂critical thinking。

从我读大学开始，学生自杀的消息就不绝于耳。这次我之所以想聊，是因为曝光的“遗书”中的内容。我也只能随便谈谈我的直接观感，不作过多联系，毕竟外人无法充份知道内情，对生者和死者都难以做到公平。

首先我觉得这篇东西，不像一封常规的遗书。知乎上的这个问题下面，有人提到了“卢刚事件”，其遗书的中文部分，就像遗书。遗书应该表达对世事的失望和没有留恋，并向父母亲人交待后事。而这篇遗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亲人，似乎他不需要向亲人告别。而且他在遗书中讲到了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感觉他对世间纷争还放不下。

同样的际遇，落到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解读，也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很多人都看过《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里面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选择自杀应该是非常极端和个别的案例。我们经常会听到自杀的新闻，然后去关心死者自杀的原因。有些人会误以为所有这些原因都会一律使人自杀，或者误认为死者的遭遇是他的死的主因。我觉得，其实所有自杀主因都是死者本身选择自杀。没有一件事情是搁任何人都自杀的，甚至很多事情，搁大多数人，并不会自杀。这些外因当然各有各不合理的地方，自杀总有诱因，但不能当成主因、当成杀人凶手来批判。

具体到“遗书”中的种种指控，事实都不清楚，无法评论。他说到了很多人造假，所以数据漂亮，而导师无法识别或者故意不识别。而他就没有造假，所以研究结果导师不满意。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模拟仿真这个圈子的现状。由于是应用性很强的领域，真正的有意义的研究都应该以企业为主体，学校与企业合作，但这种形式还不是目前普遍的形式。这种研究，如果要带研究生，搞学术论文，做课题答辩那一套，制度上就有一定的扭曲。特别是扩招之后，硕士研究生大量增多，能力有限。很多实际应用问题，真正解决的难度很大。以硕士研究生的能力，根本做不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也是有可能的。而中国有个怪现象是，考不上的博士，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源源不断的研究生进来，都得做点啥然后顺利毕业，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让学生诚实地按照课题需要做实验，得不出什么结论，但仍然通过毕业，这样就“不好看”；二是让学生做一些类似“没有假设不能仿真”，得出“加速度400g”的结果这种，未必造假，但都是通过闭门造车来降低技术要求，纯粹保持工作完整性的工作，显得工作有结论，然后通过毕业。事实上，死者指责的他人的工作，称为“水货”的，可能是后一种情况，而死者自己做的工作，据他自己的陈述，可能也无非是前一种情况，很努力，但无法得出什么结论，跟水货相比也许至少努力了，但科研评价真的没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一条。但是，无论如何，为什么就一定“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呢？难道就不能有毕不了业的硕士吗？

死者还对导师的一些为人进行了指控，最集中的是：

你又为什么给研三研二8个人每人打5000科研津贴，又让取了交给你，虽然研三每人又给到手了1500，可那3.4万又是怎么回事儿？去年教师节，学校明明不让收东西，你提走的两瓶共400的葡萄酒怎么回事儿？去年7月课题组杭州开基金项目中期报告会，你八杆子打不着的儿子去了又是怎么回事儿？接的贵州九鼎的环卫车项目，仿造中联的高压清洗车，压缩式垃圾车，洗扫车，中联知道么？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这位老师自身不检点。不过，人们经常会误认为，一个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比较庸俗的人，在学术上必然庸俗。这也许在人文社科方面成立，因为那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学科，对人性的崇高的视角本身也就是其学术上的视角高度。但在理工科方面，还真不一定。我们中国文化往往喜欢强调“整体”，重视修养，认为它会反映到方方面面。因此，中国人看待人，往往不就事论事，而是先从“修养”上检视；如果“修养”不过关，对一个人其他具体方面就都不再信任。相比这个导师其他方面修养如何，我更关心的是到底他对死者学术上的要求是否真有偏颇。死者的学术论文，是否真的无法通过答辩。很可惜，这件事在大众媒体已经炒起来，我想这种质疑一定会被其他声音淹没。硕士答辩会，应该全程录像。一旦出现不通过答辩的情况，会上到底专家提出什么问题，学生如何答辩，都有证据，不会事后只剩当事人一面之辞。据我所知现在是有学校这么做的。如果中南大学有此做法，应该把答辩视频公开。如果没有这种资料，我想其他形式的调查很难做到令人满意的地步。

最后，我还想再次说我以前说过很多次的观点。目前在我国，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没有广泛默认的伦理规范。这是导致很多问题发生的根源。到底导师和学生，分别要对什么事情负责，不用对什么事情负责，莫衷一是。这双方，受影响最大的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成熟的学生一方。研究生们，年龄不小，但却未亲自接触社会。他们对社会有很多判断，但往往大部分是道听途说的积累，满脑子误区。既有过于理想的情况，对导师有过高期待，看到现实后形成落差的；又有过于犬儒，不断放大负能量的。他们往往指责的事情确实不对，但他们所期望的又往往过高。这个额外落差是成年人容易忽略的年轻人经常反应过激的原因。而伦理规范的缺失，使得当不公平待遇发生的时候，受害者看不到施害者自动受到相应的道德压力和伦理代价。悲剧发生前，往往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错的（哪怕明知故犯）。这可能是导致受害人产生无助感甚至寻死的重要原因。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伦理规范不明，在中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为什么长期明确不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长期被圈外人的意见统治。太多外行人提出自己心目中想像的“教授”的各种道德标准和“职务范围”，人云亦云地批判“学术腐败”，描划“学术规范”。学术圈一旦出事，事后的讨论往往没学术什么事。真正处于导师和学生位置、面对学术纷争的人，都会选择不提交公共仲裁；既有纷争，又无仲裁，事情很容易走向极端。这次死者在遗书中的指控，情愿写在死前的遗书中，都不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