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anuary 2015

我对人生乐趣的认识

看到有人讨论“人生的乐趣”这个话题,我也说两句。

如果是为了短期目标的快乐,那也有一说:人生应该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又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什么是美好的事物?

但凡乐趣都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知识或技能。如果有什么乐趣完全不需要已有知识或技能,那这多半就是纯感官享受,甚至是动物本能。例如吃甜的东西不需要先学习感觉甜味。哪怕是无聊了看古装穿越剧打发时间,那也得先学会听普通话,有基本的语文水平,否则就只能达到婴儿的程度,看到红红绿绿的光影闪动觉得新奇的这种层面的乐趣。不先学习,是不会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事物的。人学过什么,了解多少世事,走过多少地方,决定了他认为什么东西美好。

但是李敖也说过,「为了一流的快乐,就要放弃简单而普通的快乐」,所以为了有房有车的一流幸福感,就要放弃此刻打游戏简单普通的幸福感而去搬砖。这些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谓“一流的快乐”,无非就是指需要事先具备比较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享受到的乐趣(而不是有房有车),例如演奏钢琴曲的那种乐趣(特别是演奏织体复杂,思想深刻的钢琴曲,只有达到这种程度的钢琴家才能享受到的乐趣);所谓“就要放弃简单而普通的快乐”,无非就是说人生时间有限,所以钢琴家从小就得当苦命的琴童,以练琴作为童年唯一记忆,因为要达到那样的乐趣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非如此不得在有生之年内完成(还得搭上天赋)。这跟凤凰男式的“有房有车”愿景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十分尊重和推崇这种耐心,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体育,我都认为这是因为最大限度地自觉远离动物性躁动,朝圣般地自制,因而才能达到的人类特有的文明高度。这也与快乐不矛盾,例如打羽毛球不先随便上场乱打,而是先学习和训练叠步,挥拍等基本动作,从基本功练起,往往是这样学习而成的爱好者,最有打球的瘾。只有自制力和耐性尚未养成的3岁小孩,才会对先学基本动作感到不耐烦和多余。“有房有车”算哪门子“一流的快乐”?为了“有房有车”这种“一流的快乐”去搬砖,放弃了去网吧开黑这种“简单的快乐”,这是卢瑟吊丝的理解程度。

新发表文章的致谢

我的一篇文章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上发表了。第一作者是实验的完成人,我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具体内容可以直接去下载论文看。

这个工作从实验完成到发表拖了很长,主要时间花在理论分析部分。一开始我并不清楚反离子凝聚,只是发现粘土表面电荷密度太大,而且处于非对称(asymmetric)的电解质环境,因此粒子间的双电层作用不能采用Debye-Hückel近似,于是查到了Ohshima推导的一个Poisson-Boltzmann的精确解。可是用这个解来计算相互作用的时候总是得出nonphysical的结果。有怀疑过自己数值计算的代码有问题,再三检验和请教过比较熟的人之后也排除了。这期间老板也催过,他不知道这些具体的细节,就只觉得没必要拖这么久,我不得不直接说我这个可能会拖很久,因为我要认真搞懂这个问题。第一作者的学生对我就更没撤了。现在我还得谢谢他帮我做了这么多实验,还得被我压着不发表。要不是他拼命做实验,我刚工作的这两年可能都没办法有这么几篇文章向外界交差。说回到计算的问题,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想找Ohshima本人问一下。其实之前一直以为Ohshima是一个过世了的人,所以遇到问题一直都没想过去问本人。直到最后我想查他的工作的后续引用情况,看看别人是怎么使用他的结果的,发现使用他结果的人几乎没有,但他自己有发表新的文章,最新的有到200X年,于是才感觉这个人可能是还在生的人。经过一番搜索,才找到他的页面以及email,原来是个刚退休的研究所所长。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多次来往之后,我才知道,我的体系属于salt-free systems或者counterions only system,所以反离子浓度是不可忽略的,高电荷密度时会发生反离子凝聚。这应该是个常识了,无奈我知识还是欠缺,全赖他的指点。于是我才重新按照反离子凝聚的角度来思考我的体系。

在反离子凝聚的研究中,大部分是考虑柱状的带电表面的,主要面向的实际体系是聚电解质(包括DNA)溶液,又叫Manning condensation。球状的研究比较少,经常叫成charge renormalization。Manning自己也考虑过球状的体系[1],他的two-state model是从考虑自由能出发,认为精确的结果跟DH近似之间就是差一个系数,这个系数简单地认为是个非凝聚离子的比例系数(1-z\theta),其中\theta是凝聚离子所占比例。他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笃定“反离子凝聚”的图像,认为有非常确定数量的反离子发生了“凝聚”。然后,通过自由能最小化来求得\theta的表达式。而[2]则是用cell model来求解Poisson-Boltzmann方程,证实了的确可以进行表面电荷(势)的等效。[2]的工作虽然被多次引用,但局限于理论研究的圈子之内。很少有用他的结果解释实验的工作。[3]做了一个salt-free体系的电泳实验并且进行了理论描述,使用了一个与[2]类似的approach。我的论文直接用了[2]的结果来计算相互作用势能U\left(h\right),然后进一步计算RLCA的stability ratio,得出与实验比较吻合的结果,应该是第一个。

我的文章发表时,审稿人也显示出比较高的兴趣,说我这是一篇excellent paper,有一条修改意见还是“This is an interesting point that should be explored and highlighted further.”

虽然我文章的致谢里已经感谢了Ohshima,但总觉得还是要亲自感谢他。文章发表后,我给Ohshima回信感谢他,把文章的PDF给他看了。他也回信对我进行了鼓励:

Dear Dr. Weixiang Su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your excellent work.

Congratulations!

I have read your paper with great interest. You have made a great job.

Thanks again.

With best regards

Hiroyuki Ohshima

References

  1. G.S. Manning, "Counterion Condensation on Charged Spheres, Cylinders, and Planes",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vol. 111, pp. 8554-8559, 2007. http://dx.doi.org/10.1021/jp0670844
  2. H. Ohshima, "Surface Charge Density/Surfac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for a Spherical Colloidal Particle in a Salt-Free Medium",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vol. 247, pp. 18-23, 2002. http://dx.doi.org/10.1006/jcis.2001.8105
  3. D.A.J. Gillespie, J.E. Hallett, O. Elujoba, A.F. Che Hamzah, R.M. Richardson, and P. Bartlett, "Counterion condensation on spheres in the salt-free limit", Soft Matter, vol. 10, pp. 566-577, 2014. http://dx.doi.org/10.1039/C3SM52563E

Google Scholar和检索

最近有一篇《为什么科学家需要google》在微信和微博之间流传甚广,甚至我老板都转了。我也看了这篇文章,没给打赏。作者还是注意了讲道理的先后顺序的。先正经地介绍了Google Scholar可以用来做什么,然后才开始发表观点。可是,对Google Scholar的介绍让人觉得Google Scholar也没什么特别,ISI Web of Science也能做到这些。而后面发表的观点,行文风格很像倡议书、公开信、宣言之类的东西。我当然有点要求比较高了,也许在我老板长期影响下,我已经认为,把对的事情说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清楚当局为什么“错”。而后者则正如问为什么“建国后的动物不能成仙”一样,永远是个谜。长期以来,各种网友带着优越感地宣传,为什么翻墙好,为什么Google好,可是我没看到一篇说到点子上的。大多数这些观点发表完了都很无力。事实上,所有这类事情,如果抱着计较利益得失的心态去看待,都其实没什么优势,越宣传就越让别人费解,就为这点儿事,值得花这么大工夫去翻墙么?反而显得装逼。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翻墙给我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倒是其次,重要的是为了追求“独立思考”,我必须首先具备这样的素材。我如果要思考一件事情,必须按照逻辑把大前提小前提都一一验证。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才去想为什么。验证这些需要事实,而事实都记录在网上。这跟做科研有点类似,或者说,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习惯了用这种被训练出来的思维方法去思考的其他问题。在缺乏有效的获取信息工具的情况下,谨慎起见我是无法发表很多观点的,因为我无法为我形成了的观点准备事实基础。换句话说,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真正诚实知识分子是失语的。大家对社会不满,若想要求问知识分子,发言的往往是为着某个立场或势力背书。

敏感时期历史资料的开放,可供历史学家自由地研究各种问题,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能够得出各种观点。如果说,当前互联网记录或产生着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那么对互联网的封闭其实就是对这种“实时历史资料”的封存,使人从源头上就失去得出有理有据的独立观点的前提。你提出什么疑问,都没有事实基础——因为我封掉了你的事实基础——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危胁到我。如果说,敏感时期历史资料之所以能开放,是因为当局认为对那个时代无论什么疑问都影响不到其今天的执政;那么,之所以要封存“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原因也可想而知。

说到检索,我在知乎上曾经在一个答案里聊过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国研究者是怎么查阅文献的。那个答案本来的主题是关于大型计算机的,所以原文对大型计算机有所侧重:

我想说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基本上是通过搜索引擎去搜文献的,而且通过邮件提醒或者RSS,我们的触角基本上能够覆盖到几乎所有已发表了的文献。因此我总是无法想象,互联网时代之前,没有ISI Web of Knowledge的时候,人们怎么做文献综述,怎么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新的相关研究——难道天天泡图书馆一本一本地翻杂志吗?其实,现在看来家用计算机能做得到的事情,当时无非是要动用大型计算机而已。在计算机出现之后(1954年ENIAC),一些大学或者专门的情报机构制作供情报检索用的科技文献磁带,60年代起就广泛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化检索,70年代已经发展到通过联机网络进行检索。80年代,我国也开始研究怎么使用国产计算机来解决定题检索的问题。这恰恰是一个考验计算机的软件和外部设备(例如贮存能力和数据库管理)的一项任务。例如,前面郝析林文产中提到的“赛伯-172”机(CyBER-172),石油部进口。80年代用于检索Tulsa和API文献带。美国化学文摘(CA)磁带79年初由化工部情报所引进,其定题检索系统由南化研究院和化工部情报所两个单位合作开改,于80年通过鉴定,当时在南化研究院计算站的Siemens-7730计算机上运行、每月检索一次,共12盘磁带。从这些细节也许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国产计算机在计算速度上赶超国外,但实际应用的都是进口机。由于大型机的操作系统和外设谈不上什么兼容性,所以是否因为进口机配套的操作系统和磁盘系统能够真正使用,而我们国产的“世界最快”计算机只沦为摆设?就算到今天,我们各个高校和研究所的机房,买的是国产品牌(联想?),还是IBM的呢?这就好像武器一样,在和平时代,说出来够厉害,那只是面子问题;好用好卖,那才是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