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作文”的思维模式

我发现有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很多“国人味儿”特别浓的言论,其实都来自这种思维模式。

比如,有人问,你最喜欢的物理学家是谁?大家纷纷回答,有回答费曼的,有回答爱因斯坦的,也有很多人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举出了一些专门的人。

这时,张三就来了一句:看了所有答案,没有一人提到中国人的,多可悲啊!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没有一个值得喜欢的物理学家吗?

这还没涉及到我所说的“命题作文”思维。

我说的这种思维出现的场景是,假设我们反驳一句:“有没有值得喜欢的物理学家,跟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有啥关系?”并且心里十分自信,这根本没有关系。这时张三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官话套话,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论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数千年智慧的积累,……等等。

值得关心的不是这些言论本身的荒谬性,而是这种模式的普遍性,以及之所以普遍的原因。因为我发现,懂这么说话的人,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简单的鹦鹉学舌;他们是能够很灵活地“举一反三”地应用的。这一定是来自于某种思维模式。

有人会说,这种“胡扯自由”来自我们缺少“说理教育”。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过,这里再次引用:

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多形象思维,主要是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小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凡事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似乎就能够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不管这个道理的普遍性、完备性与纯粹性是否存在。比如,中学作文课上一写论述“人言可畏”的话题,我们就会举出阮玲玉等人遭遇流言蜚语的悲剧作为例证;一写议论“人言不可畏”的文章,我们就会举出富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不畏人言、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事情作为例证,然后把从这些个案得到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得出了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结论。大家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件事好像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学生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乃至于当今一部分教授还是继续了这种思维模式,论证问题时没有注意到所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前提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盲目找资料论证,其实就是想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完全的结论。例如,在讨论价格改革时,不去界定自己所研究的价格是狭义还是广义价格,就开始了论述。又如,在探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张时,忽视了这个主张产生效果的前提。这种现象在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屡见不鲜,有人快速地把一本书写完了,但没有界定清楚自己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采用循环论证方式说明问题,真是可怜。可以说,当前内地的学术界多的是一些鸡毛蒜皮式的典故式论证,少的是前后一致的严谨理性论证。

但更深的问题是,脱离了说理逻辑之后,“国人式”的说话就是完全毫无章法的吗?显然,我们并不是什么都能说——远远不是。那么如果说有另一种章法,那它是怎样的?

以前的文章也有一段话可以回答:

中国人是对人不对事的。人好,说的话就对;人差劲,说同样的话就不对了。因为中国人没有那个脑筋光从一句话本身来判断?还是中国人太懂得联系关于人的信息来做判断?还是因为在中国人社会,人的因素确实比事的因素重要一百倍?因为反正“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在中国人社会生存需且只需搞清楚君臣关系,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一个不那么偏激的,或因此更普适的版本就是,国人式的思维模式是“命题作文”的思维模式。“因人而异”可以宽化为“因题而异”。不能直接质疑不准被质疑的人,则可以宽化为不能直接质疑既命之题,就好像考试时的命题作文那样。因此,无论本身多荒谬的命题,被命了之后,都要挖空心思地去为它找补回来。

这样的思维是自古就有的。这样的思维才是真正的“几千年文明古国智慧”。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巨型的语库。许多人平时喜欢说的“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就是自豪于这个语库在面临任何一种命题时的“万能性”。

科举制(从唐朝开始至今)可能是使这种思维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射其光辉的重要因素(“重要因素”一词就来自这个语库)。今天有一个新词形容科举制的平均产物,叫做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