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09

  • 从整维到分数维?

    刚刚在NewScientist看了一篇关于量子力学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看完这么长的关于量子力学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物理学家Tim Palmer最近提出的一个假说,把分形数学引入到了量子力学中,试图解释量子力学的神秘性。我是完全的量子力学盲,但是这种触及到基本问题的事情,我还是能感受一下的。 量子力学的神秘性在于,它认为当你不去测量的时候,物质是没有性质的。物质是什么性质,和你怎么测有关。或者说,物质的性质就是你的测量行为,不是我们一向认为的物质本身的,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就算有这样的客观性质,人也无从了解,人只能了解自己的测量行为。这次测量行为和下一次测量行为,尽管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以完全相同的精确度,测完全相同的物理量,但还是是不同的测量行为(不同次),所以结果也是不同的。所谓contextuality是不是就这个意思?爱因斯坦对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舒服的,于是有了他跟波尔的争论。爱因斯坦说,肯定是因为量子力学还不完整,导致这种违反客观性理念的理论。假如有某个隐藏变量被发现之后,量子力学现象就会重归确定。Kochen-Specker定理就旨在调和这个“隐藏变量”的问题。 至于Palmer的分形(fractal)数学具体怎样成功地解释了量子力学的神秘性,我就完全看不懂了。而且看来Palmer目前只解释了一两个现象,还没有发展成完整的理论。让我觉得有趣的是fractal概念进入量子力学这件事本身。 fractal这个概念物理学家们是不陌生的,尤其是在非平衡态现象中。我的研究大方向是高分子,对分形和非平衡态有些了解(见我以前写的一篇关于分形的文章)。就我的理解,分形是混沌体系在非平衡态中在终态上的共性。人类非常庆幸这一共性是一种有序性而不是一种无序性,于是再次讴歌自然客观与人类理性追求的天然契合。数学上,分形是指非整数维的图像。分形和在非平衡态现象中的普遍性让我我曾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那些粒子物理学家,搞弦论到十一维,显得很牛;我们凝聚态物理学家,搞非平衡搞到有理维,也不差! 另一个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原来在物理界也存在隔行如隔山现象的。原本我认为,物理学家就是数学高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只要数学好,自然界的任何一块,拿过来无非是算算。以这种聪明才智,具体仪器实验上的理解就更加易如反掌了,因此我以为物理学界是没有隔行如隔山的。化学界倒是有。如果把不相关的领域的概念、方法引入到另一领域的时候,能磨擦出火花。而这种事情很少,恰恰是因为隔行如隔山,大多数人隅于一角,通吃黑白两道的只是少数人。这次这个Palmer,原本研究开的方向是气候——混沌数学的主要物理对象,相必是一个混沌专家了。但他求学时代从事的广义相对论研究给了他很好的背景,他业余就喜欢思考量子力学的事情。但是人思考他思考,他就把混沌的想法扯进来了。这又让我联想到科学网上的张志东,他业余地涉足了Ising模型,被同行评议得很惨,或愈挫愈勇。到底是水平问题? 我无法评议Palmer的研究,因为我完全是个外行。根据NewScientist这篇文章所引用的同行言论,看来他的分形假说还是颇受同行接受的。假如Palmer的假说能够顺利发展下去,或许能终结波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更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分形无处不在”这一结论。莫非我们宇宙的终级定理就在于分形?从维度上看,有理数维的确比整数维更general。 以上完全是外行人的痴人说梦,我很期待有专业人士对Palmer的理论进行评议一下。

  • 从Chemistry World发表徐光宪小传联想到共振论的历史风波

    这种文章我不看内容就首先会猜是贾鹤鹏供稿的。能够真正进入西文话语的中国科学记者是少之又少。我原来以为郝炘是Science的员工,但看她博客介绍是freelance。那于是她就算又一个吧。感觉贾鹤鹏喜欢供一些很正面的稿,郝炘的东西就critical很多,恰好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不过,科学界的中国话题无非是点缀,以呼应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关心。人家关心的是你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至于你的科研力量,目前这水平值得真正引起人家关注吗?因此,我觉得Chemistry World上一篇这么长篇幅的、还附一张温家宝照片的、中国人讲中国事的文章,是不是也想像Science找温家宝写社论一样,不想自己的读者局限在化学家,而是扩展到政经界人士?就是温家宝说他也看Science,以及Science那篇专访的标题——科学家总理——让科学家们尤其是英美的地位微妙的科学家们挺起了腰杆——“你看人家中国直接就是工程师治国,咱们国家里怎么也要对科学界的呼声重视一占点儿吧,别老是禁止我们搞胚胎干细胞……” 通读了这篇关于徐光宪生平的文章,其中文革那段还是比较readable的: In May 1966, the breakout of the disastrou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suddenly gave Xu a chance to return to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avoid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Xu’s department halted atomic research, leaving him with free time to study quantum chemistry at home, though in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This happy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