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博客经营了很多年了，这种年末的感想也不少。每年的年末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换个历法，这就是普通的一天。青少年时期，仔细比较每年的差别是一件乐事，因为那必然是一种成长。而年龄越大，就越变得不堪回首，因为大部分变化都是衰败的。我日常很注意回避明显标志时光流逝的事物，但年末是最徒劳的，全世界年轻人恨不得要集体倒数放烟花来提醒你。
不同人选择做科研的原因不同。对于很多人来讲这甚至不曾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我的情况相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可以算作“自愿选择”这个事业了。事实证明我不是天才，只是一个庸才。我来做学问，对学界无甚特别贡献。只是恰巧学界给我一碗饭吃，我又自愿吃这碗饭吃。我选择吃这碗饭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我在还不知道科学研究是什么的学生时期，到底受这件事的什么特质所吸引，以至今天我已经以此为职业时，仍然不觉这一特质是虚的无或变了质？特别是每当我感到我的学术趣味与人不同，又无甚成绩时，就一定会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的语文教育很扭曲。后来发觉我本是一个文科特质的人，但是语文课成绩长期不好，我至今仍抵赖为中小学语文试卷的荒谬。受成就感的驱使，我自然是对数理化学科更感兴趣。但是上了高中，我遇到的历史老师，打开了我对文科的兴趣。当时，我认识到至少历史学是一个讲证据讲逻辑的学科，在证据和理论方面，历史学比（中学程度的）数理化等学科丰富得多。这个老师推荐过一、两本课外书，我立即去购书中心购买，顺便也接触了购书中心的文史类书架。于是我不仅买了一、两本，而是十本十本地买。妈妈当时在图书馆工作，一次大型购书，我写了个书单，上面很多书我就成了第一位借阅者。整个高中时期，我养成了睡觉前看书的习惯。我眼睛的散光也是那几年长期侧卧看书压迫眼球导至轻微变形。我看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于是跑去问历史老师：为什么我看这些书感觉比看历史课本有意思得多？为何历史课本体现不了历史学的趣味？他回答：你觉得有意思，是因为这些书的历史线索更丰富细致。历史课本限于程度和篇幅，只能罗列一些结论，没有论述过程。他建议我可以看一些大学的课本。于是我把人民大学的几个当时的“九五”教材《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都借回来，边看还边划书记笔记。所以我那段时间，床上是有笔的。
除了历史课，高中的政治课也给我启蒙。高中政治课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涉及很多其他西方哲学的知识。老师推荐了一本当时的畅销书《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哲学史的普及读物。我看那本书，有着一股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特别适合学习哲学，书中所述的哲学家的特性，就好像在讲我。这当然是青少年时期常有的一些错觉。同样无法免俗的是我受尼采的哲学吸引颇深，于是又读了《尼采——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可以说我对尼采哲学的理解无非就是周国平这本书的解读版，是十分业余的。但是现在回想，这本书不仅给我尼采哲学，还给了我一种八十年代的精神。周国平的语言之美，也让我憋足的作文提高了几分。
大学我未能考上“理想的学校”，但现在我十分庆幸我就读了暨南大学，有很多对我今天的发展十分重要的经历，都要归因于这所大学的特殊性，不是我在任何一所更加名牌的大学能够获得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学语文》通选课。所有院系必修语文，当时我以为很平常。毕业后接触到其他大学的同学，才渐渐发觉这至少在理工大学中是很少有的。暨南大学的《大学语文》其实是一个文学史文选鉴赏课。而老师的讲授方式很死板，就是把一些古今文论摘抄到黑板上。就是在这门课中我频频接触到萧统的《诗选》、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白华《美学散步》、王国维《人间词话》乃至李泽厚《美的历程》的经典论断。《大学语文》课的笔记我精心保存，还在下乡义教时作为语文课的备课资料。我将诗词鉴赏的精神用小学生能够明白的版本重新展示出来，课程还被选为示范到镇上的中学做教学交流。现在回想起来，中学作文成绩难堪的我做教师的生涯竟是从语文老师开始的。我和《大学语文》的老师还结交为朋友，他约我到古籍书店看书。他跟我说，自然科学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学科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句也许是他随心所欲的论断，但我思考了很多年。自然科学中本应该不能有“人”的主观成份，所研究的应该是“物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属于科学史或科学哲学，即研究人类到底为什么会研究科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研究科学、其历史又是如何发展。但是这些都被他归类为“自然科学”了。我虽分辨得清，但仍然十分倾向于赞同他。虽然刚听说这话时只是大一的学生，但多年后我从刚一接触科研开始，就从来不是在单纯研究科学本身，而总是兼而作相应的科学史研究，践行着“自然科学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之理。
我由于专业的缘故，能够亲自接触到的专业领域就是“材料学”。它本来是工科。但我走的路其实是将工科做成理科、将理科做成文科。从有用之学，做成了无用之学。相比于其他同行，我有很固执的治学趣味——是的，我将科学研究看作一种“治学”。“治”代表了风格、品味、旨趣之别。自然科学固然本应是“万物一理”，但是人类从未达到过这个程度，所做的无非是各类权宜之术，这就是讲究风格、品味和旨趣审美之高低的空间所在。
以上所述我这些年懵懂的寻觅，其实王国维早已总结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样的认识，在任何一个具体学科都有对照。例如物理学中，很多人喜欢区分“理论”和“实验”研究，乃至成为做实验者不懂理论、或者做理论者不懂实验的借口，其实完全无此区别，于是“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也有研究者常常被“该课题应用价值不明”的阴影所笼罩，演讲介绍中充满华而不实的噱头，生怕自己的学问被归为“无用之学”，其实完全无此区别，于是又“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
王国维的宣言其实是常见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基础就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但是现代社会不管哪个社会制度，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独立。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是职业，需要考核、需要经费，完全是纳税人支付的，所以现代知识分子免不了或多或少依附于公权力，已经不存在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知识分子”了。今时今日，科学研究是一种投资，再“长远”的投资都需要有期限和目标。你想做“无用之学”可以，但就没有理由去向纳税人要钱。现在几乎无人打着“无用之学”的旗号了。这不是因为实现了王国维的“不分有用无用”，而是投资只首肯“有用”、“产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分工造成人的异化。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建制，就是这种异化的结果。科学研究从王国维所说的“学”，异化为生产力分工。今时今日，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你不旦觉得阻挠学术独立的困难重重，还有深深的被奴役感。你一方面是“扩招”的接盘侠，是“毕业证”派发服务业，是社会稳定因素的维持者；另一方面又是牌匾、排名和统计数字的员工，是政绩的雇佣。
想要翻身，还是加入共产主义运动吧！2018，应该是向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又接近了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