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技报道”
科学网上的王晓明老师回应记者孙滔关于“科技报道”的讨论。其实王晓明只回应了一方面的问题，孙滔记者的文章涉及到很多问题。我由于之前给杂志写过一些专栏什么的，也思考过这些问题。我看完了我本家的文章，觉得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作者所举的例子的真正原因不是作者想要说明的那个观点。当然，像作者提出的那几个大问题，不举现实的例子，不好理解；举了例子，那具体事情又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没有完美的例子的。我觉得有必要说的事情是，作者似乎把“科技报道”的使命夸大得比较历害，成为一种空谈。
作者首先试图把“科技报道”当成个事儿，给出一个定义。至少作者很强调说“科技报道”是什么、不是什么。并跟“社会新闻”和“科普”进行了比较。我觉得这些讨论帮助不大。首先实际上得有这事，你才进行归纳总结出概念给出个定义；假如实际上就没这事，你非弄出来这事，就是无中生有。从作者对“科技报道”的定义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关心的是那种新闻事件涉及到的科学问题的解释。这是“新闻性”跟“科学性”分离的做法。所谓“新闻性”，就是读者想看。事实上读者想看的是那个新闻事件。“科学性”就是对科学问题的解释。懂科学的人或者内行人，也许自己就能够从新闻事件引到科学问题，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你不去硬扯到科学问题，他们自己是不会提出的。如果这是“新闻报道”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因为其他新闻都是“新闻性”与“真实性”直接同一的。问的就是刘德华老婆是不是怀孕了，于是你写就得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科学报道就没这种直接性，问的是这辣椒油还能不能吃，你必须扯到苏丹红的致癌级别，国际标准对“可能致癌”的定义，国际上对“可能致癌”物质的使用标准等等，是你要先告诉读者必须要想到这些问题，然后你又要告诉读者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有时，你还得告诉读者不该想到那些问题，像如作者自己举的例子“中医问题不应该扯中国特色”。这就是所谓“科技报道”纠结之处。很多记者和媒体人的想法似乎都是要靠新闻本身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强调说“科技报道”必须怎样怎样，注意什么什么，事就能解决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孙记者甚至还要提出“启蒙”的问题，这是强加在新闻报道上面的意义。如果启蒙要轮到人们成年了，晚上下班回家看报纸的时候才做，你就算是孙悟空使出72变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启蒙是要放在小学教育上的，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民主启蒙”和“科学启蒙”，只需要很简单地“不要随地吐痰”，“走路不要争先恐后”，“排队不能插队”之类，这时作者所追求的“公民”；至于“理性”，只需要我们中小学上课的时候注意“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放弃应试教育即可。这些靠教育改革几十年内都做不到的事情，靠新闻报道能做到吗？我持非常保留的态度。
就算我们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也不可能要求公民的理性程度足以应付复杂的科学问题，否则人人都可以去做科学研究了。之所以做科学研究需要读这么长时间的研究生，需要博士毕业，就是因为科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需要受特别的思维训练的。受过训练和没受过训练的人区别是比较大的（天才除外）。公民没有义务懂的东西，没必要让它们都懂。部分人如果对专业性比较强的内容有兴趣，当然可以深入了解，但不应该是通过新闻报道。目前社会的不合理之处，不是说出了事新闻报道不解释科学问题，而是出了事公众不放心政府部门和专业人士的操守，想要亲自了解技术细节。这是政府决策工作长期不透明造成的偏差。
最后谈一下我对新闻的倾向性的看法。虽然我自己能看出很多新闻的倾向性并进行批评，但我不反对新闻有倾向性——或者我无从反对。否则，何谓“中立”呢？你不试探过所有的边缘是不会知道哪里是主流的。因此孙记者虽然在文章中强调“主流”，还是不免显示了倾向，例如中医问题、韩寒问题。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媒体行业向性中，倾没有问题。只要有挺转基因的媒体，就不用担心没有反转基因的媒体。我们国家还没发展到这个程度。媒体人的责任是宣传而不是核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允许新闻报道出错”。叫“科技报道”的记者自己提高科学素养是徒劳的。
总之，我们目前眼中看到的社会中“正确专业信息”的大面积缺失，其实质是政府职能和社会管理的大面积失败。正确的专业信息并没有缺失，它们乖乖地躺在教科书和学术文献那里。普通老百姓动不动就需要了解那些内容，才是最不合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