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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科学网上有一个讨论是关于研究生招生时对“将来会不会直博”的承诺要不要遵守的问题。这个讨论的存在本身已经注定中国人需要继续活在黑社会一百年被蹂躏一千遍。

问题先是苗元华老师的博客提出的。结果至少有刘庆丰丛远新两位老师认为“不用遵守”。他们认为,这些承诺是弱势群体迫于各种原因而做的,并非自愿,将来可以反口,因此不叫承诺。我来演绎一下,就是说那些强势群体也就不用把弱势群体的承诺当承诺了,因为无论他们承诺啥,你也没办法保证他们是否自愿,将来会不会反口。

这不是有没有合同或者法律的问题了。你就算拟一份合同让对方签,无奈你是强势群体对方是弱势群体,这事情怎么看怎么像杨白劳。你若是问问他“那你究竟想怎样?”回答大概会是:你招我,但不用我读博;最好还不用怎么做实验,让我可以出去做兼职赚经验……没完没了了。

有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觉得正应了当今中国人——尤其是丛远新、刘庆丰这等“弱势群体”。活该他们继续弱势下去。

导师的职责

我以前在科学网曾经写过一篇叫“导师的作用是什么”的东西(那时我还是硕士生),但随着科学网博客的注销也没有出处了,可以搜到其他论坛转载的版本。其实那篇东西并不是在正面讲导师的作用是什么,而是在讲学生遇到什么问题不归导师管。里面有些话,现在看来还真是应验了,说明还挺经的起时间考验的。今天我导师在QQ上又讲了一段导师的职责。因此我就把我以前讲的,跟这次导师讲的集中在一起重新发一次。

导师的作用是什么

孙尉翔

李志化前辈的最新文章《救火者与规划者的区别》,我有不同的观点。

正如李前辈在文中预见到的那样,我也是一个硕士研究生,我对自己的研究也感到失望。我的研究课题是我定的,导师不了解。我去查资料,去做实验。数月后,实验结果出来了,我觉得问题一大堆,去找导师,他指点了一下,于是实验重来:费时费力,毫无成果。这些都跟李前辈文中所描述的很相似。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正常,非常必要!因为在此过程中,我吸取的经验教训可以写一本书了。很多错误是切肤之痛,深刻反省,铭记于心。

如果我导师一开始给个大方向,然后与我严密地制订实验方案,尽量帮我“规划”,免除“火灾”的“后患”,那么就算他的方式是“循循善诱”地引导我,我也获益不大。只有吃过亏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只有吃过亏才知道那些经常讲的东西并不是空话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金玉良言。这几年下来,我认识到我原来没有当初以为的这么擅长科研;反过来,我也变得比当初擅长科研了。

课题做得不好,我觉得怪导师不如怪自己。我认为导师的任务就是申请经费,建设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干活的环境。学生的任务就是干活,就是走弯路,最终出成果。很多科学精神,科学上的思辨,并不需要另一个人告诉你,因为这些东西你一不遵循,下一步马上就会吃亏,很实在的事情,只要你在乎科研,在乎真理,在乎你的结果,弯路走多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具备合格的科学精神。当然了,走弯路只是一个被动过程,科学精神是要自己主动吸收主动培养的,熟读《自然辩证法概论》,主动去看关于科研活动的书,主动跟导师讨论问题,跟其他老师还有网上的前辈讨论问题,这都是提高科学精神的途径,但怎么都好,绝对不是导师主动来告诉你。

很多同学不这么认为,倒不如说是这些同学根本不在乎真相,不在乎科学。他们只是想顺利毕业,工作也好,继续深造也好,他们不希望在他们的事业之路上有什么绊脚石。如果他们经过努力后课题仍然做得很烂,甚至影响了毕业,他们就会迁怒于导师了。但如果他们所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个人前途,课题有什么所谓烂不烂,学业又有什么所谓毕不毕业?吸取了这么多教训,获得了这么多结果(尽管是阴性的),难到不是硕果累累值得高兴的事吗?如果随随便便东拼西凑就能顺利毕业,你又会不会这样做呢?很多博士觉得延期毕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难道不觉得一个课题结果做不出来半途而费很可惜吗?这样的人,以后怎么指望他们“科研重点攻关”?

那么,导师应该干什么?我觉得导师要么不要管学生,要么就要让学生时时自我感觉恶劣。不断地从逻辑上去攻击学生的课题工作,让那些刚以为做出了点什么的学生重新陷入到苦思冥想的状态,直至他的结论最终能够顶住最苛刻的拷问为止。这样对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很有提高。导师培养的不是什么企业的经理或者公务员,他要培养的是未来的大科学家。至于学生后来去考公务员那是他们的事情。导师不应该考虑学生毕不毕得了业妨不妨碍他找工作。研究生教育就是培养科研人才,至于有些人非要把这个当作工作的跳板那应该是他们自作自受。

此外,导师的一大任务就是申请经费,建设实验室,钱越多越好,仪器越多越好,地方越大越好,规章制度越建全越好,组织的课题组内学术交流形式和频率也是越多越好。没钱的导师显然不是好导师,不舍得钱、小气的导师,实验室管理乱七八糟,学生一个个尸位素餐的导师,更加不是好导师。

导师的职责

孙尉翔的导师

今天与同学讨论课题,中午我想到了导师的职责,在此抛砖引玉。

博导是中国特有的岗位,国外一般在大学任正式教职就可以带博士,日本一般看作supervisor,而美国理解为advisor,可以看出其中微小的差别。

我的理解,博导主要职责首先是搭建平台,包括物理空间、人文环境和科研条件,因此博士生都在大学培养(中国特例有科学院),不在研究所和企业培养(像德国的Max Plank高分子研究所的水平决不在大学之下),因为缺乏人文环境。要有各学科的老师和同学,有互相交流讨论的环境(所以纯军工是不适宜的),有必须的仪器设备(不可能包罗万象)。其次,是指出一定的方向。因为导师毕竟在此领域时间较久,对背景了解较深,所以,可以也应该指出一定点方向。除了“批量生产”外,所研究的课题应该是未经历过的,也就是没有答案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坚持不下去。同时,导师又不可能越俎代庖解决具体课题,这个受限于知识和时间。因此,学术界对博士生的贡献一直给予很高评价,很多诺贝尔奖都是师生共享的,也有学生的方案导师反对,于是学生等导师去休假了才做实验,一起得诺贝尔奖的。最不好彩又最幸运的应该是发现荧光蛋白的,做博士后直到退休,因为导师、Princeton大学都不觉得这个方向很好,直到80多岁得诺贝尔奖(08年吧)。对导师的要求第三方面应该是做人,这点往往国内不够重视,所以出现造假、抄袭,而且现在已基本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态势。世界上这种造假等是一票否决的,就是说以后不能在这个学术圈混了。国外对导师的为人往往是有没有研究热情,对学生是否nice?圣诞节还在办公室的一般是教授,而且在社会中收入的不高的,驱动力在于好奇心和研究的热情。因为“加班”与否与收入无关。比如说我晚上看不看大家的论文、报告与我收入、职称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各自的特色,导师有不同的水平,也有不同的习性。这就跟导师看学生是一样的,只能互相宽容。我就“不能说那么细”了。再有,就是学术界的互相支持,惺惺相惜。其中审稿就是一个例子,一篇30~40页的英文论文,审稿完全是免费的,还要看2次。

流变学三章

流变学之一——Pardon me?

最近应该很少时间写博客了,除了要赶忙写paper投出去否则毕不了业了之外,还有好多别的鸟事,例如翻译那本字比图多的“漫画”、以及为了自身理论的提高年近不惑还要重头学习数学(真的是重头,我到现在不知道配分函数是啥)。

今天一个“创新班”的本科生跟老板聊的事情让我想起来写点啥。所谓“创新班”就是我这个垃圾学校搞本硕博联读的怪胎,因此从本科开始就选了科研的导师并直接交流了。但是现在交流的无非是选课问题,学生想问导师,该选什么课。但这又取决于学生将来对什么感兴趣。我是过来人,这个年龄真的是一天一个变,今天说想搞科研,明天就跑去安利卖营养品了,后天又被忽悠去考G。我导师就问他,你是喜欢做化学反应呢,还是喜欢逻辑推理(就是将来是做合成还是做物化——材料学研究面临的两种路向选择)。结果学生很快地回答说是想做化学反应。于是导师就向他推荐化学课和一些经典的化学教材去了。其实,创新班别的别扭先不说,就想走科研道路的年轻人而言,能够尽早地接触将来的导师,搞清楚自己擅长的思维特点,选择合适自己做的研究类型,然后早早地开始有针对性的培养,能少走很多弯路。一个反例就是我本人,本科学的“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去合成两亲嵌段共聚物,博士来搞流变学,才知道自己原来倾向于做实验物理。无奈学为主的时间已经过了,到了用为主的时间才发现数学差。

话说回来,能够在自己热爱的方向开展研究工作还是比较能带来幸福感的,现在不是很多人幸福感指数很低么?在别人眼中好像我的指数老是比别人高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以上原因。否则我跟很多同龄人相比没钱没饭碗没车没房没老婆还没有将来,早郁闷死不想出来见人了。事实上确是很多人觉得我前途很光明——博士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博士真正是怎么回事,只是根据我的气色、笑容和一副毫无生活压力和紧迫感的风格来判断我读博大致应该是个很滋润的事情而已。就算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就算问我的是研究生学历甚至是材料学专业的,听到“流变学”仨字也会立刻冷场然后转话题。

流变学之二——推销流变仪 x 心不在焉

前几天我导师forward了一个Anton Paar交流会的邀请给我,时间是今天下午地点是我校某会议室。我又forward给了两个也是做流变方向的师弟师妹。说实话我是最不喜欢去听流变学普及讲座的。我觉得流变学普及讲座值得听的方面有二:第一,广泛了解一下我不熟愁的材料体系;第二,看看人家是怎么解释和普及流变学方法在各国计民生相关行业的应用价值的(我就特不擅长这个)。中午跟几个朋友吃饭吃到两点半,困得要死,都不想去的了,后来还是去听了一下,结果发现全课题组就我去了,两个师弟妹可能压根儿就忘了这事。后来听说老板本来也想去来着,也是忘了。莫非我就这么个nerd,流变学相关的事都这么上心么?今天女友还说不要把她变成一个只喜欢异类的人(当然她只是打个趣)……

有个词说出来不好听,叫“心不在焉”,可以描述一下我们组的那些师弟妹。今天周四,晚上如常例会,但明天放亚运假,今天大面积缺席,两个江门的师妹估计干脆就回家去了,其中一个还是这周值日的呢。来听的全是男的,包括已“脱光”和未“脱光”的哥们儿(这不正值“光棍节”么)。前几天月总结,我整个10月份没做实验,很惭愧地承认一下,虽然老板帮我圆个场。后来隔一天老板上厕所经过504,不得不停下来看看,还很不爽地说:真不知道怎么你们坐着的时间这么多!今天中午跟光哥还有光电所一位师兄吃饭,聊到国外的老板,说美国的老板都很变态,有晚上12点call回来开组会的呢。中国各研究生论坛还好意思充斥着骂导师的帖子,有人归因于中国研究生待遇相比国外来说太差,但我估计就算待遇给持平了情况只会更差——吸引更多混日子的人来读博,更多人感觉到导师变态,更多骂。

我反正只有一句话安慰我导师:绝大多数学生是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读研究生的。只要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否则那都是“异类”。

流变学之三——Rheometrics公司创始人

各位流变学同行朋友应该都知道TA ARES流变仪,或者很多也知道这台东东是前Rheometrics公司的龙头产品,后来该公司被TA并了而已。今天Anton Paar搞讲座,吹嘘了一大堆他们流变仪的新技术,我就想到Rheometrics ARES产品。因为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能够深深感受到当年Rheometrics公司的工程师们的努力有多么伟大。至今,应变控制型流变仪唯一的替代品牌也许只有马尔文的Bohlin流变仪(前Bohlin公司的VOR系列)。

Rheomectrics公司的创办人是同一导师的两个学生:Joe Starita和Chris Macosko。在他们刚读博的时候(60年代),正弦振荡实验是Philippoff和Weissenberg上世纪40年代搞出来的,线性粘弹性在流变学界内也已经广为人知了(J. Ferry的书是1961年出来)。但是,当时的流变学实验多数还是纯科研类实验室自己DIY的仪器,精度很差。唯一好用的商用流变仪就是以Weissenberg命名的Rheogoniometer系列(R16、R17、R18等)。大多数G’和G”数据都是从Lissajous曲线手算算出来的。那时候高温实验也很难做,因此一些聚合物熔体的实验报道很少。工业中大多数还是使用毛细管流变仪或者旋转粘度计来测试,后者是用弹簧测扭矩,测件自身柔量的误差很大。

J. Starita和C. Macosko发明了一种流变仪,能够直接算出G’和G”。注意当时没有计算机,所谓“直接算出”,是数据直接出来!因此靠的是一种特别设计的形变方式和理论模型。同时他们还为流变仪引入了oven以便做高温的实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他们于1970年成立了Rheometrics公司。

公司发展很快,5年后Starita就抽身负责公司运作,留下Macosko担任技术顾问。此期间,公司作了许多技术革新,包括把原本齿轮驱动的形变方式升级为电动机(直到现在使用步进马达——应变控制型流变仪的成功核心),还有随着数字化时代,流变仪信号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变。1986年的专利——力平衡式传感器(force-rebalanced transducer,FRT)——在今天最新的TA ARES G2依然是重要核心技术!Rheometrics的流变仪很快成为了Weissenberg流变仪的有力竞争对手。在高分子工业的黄金时期——上世纪80年代,Rheometrics基本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所谓的“领导品牌”。主要是很多工厂知道要用流变仪以及动态方法来测试高分子样品。

今年7月C. Macosko在Rheology Bulletin回忆了这段历史,他说:

Joe traveled all over the world teaching hundreds of industrial chemists and engineers how to apply rheology to their processing and materials-characterization problems. Starita showed that rheological instruments could become a significant business.

今天Anton Paar的讲座主要针对食品、涂料等“软材料”行业,我也流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各大流变仪厂商推销都主要针对这一应用市场,似乎传统最大应用——聚合物——已经不再重要了。一个同行跟我解释说,这可能是现在食品和涂料行业比较有钱买得起流变仪。另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很多流变学普及讲座中总是有一个现象,听众听完之后总是会询问这样或那样的结构征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具体,例如某种改性乳液样品的某结构指标、某种改性淀粉糊等等。但主讲人都难以回答,只能说“流变学方法只能给出宏观特性,不能完全代替其它结构表征方法”。因此,流变学普及讲座的一个难点在于告诉人家:流变学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就是很有用。其实,对于聚合物,流变学方法表征结构是可行的,这归功于聚合物连续介质和结构流变学理论的丰富发达。至于食品涂料行业,充斥的却是各种多相、非平衡的复杂流体,这些流体的理论建模恰恰是待解决问题,没有这些理论支持流变学方法就真的沦为宏观现象学了,只能作很窄范畴内的比较之用。但现在聚合物市场不用你推销流变学方法了,市场已经不再新了。所以各流变学厂商费很大力气去向食品界、涂料界解释为什么非要几十万买一台流变仪,尽管从今天的讲座来看,演讲者举的例子、声称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能通过肉眼或者一些直接的土办法更快速地检验出来,事实上成为了流变仪应用的反面例子!

客观地说,流变学方法既不是万能,也不是废物。或许诚如C. Macosko回忆所说,Starita个人在公司发展上的天才,向其他人证实了卖流变仪能赚大钱,忽悠了一大批后来人染指流变仪市场。现在流变学这么小众的东西,就有四五个大品牌在争,都赶得上电子显微镜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