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Archives: 2009年3月17日

一稿多投的行内看法

《科学新闻》杂志记者孙滔独立开博,坦述类似“记者手记”的个人观点,这个做法很好。最新的post贴出了他最近对一稿多投现象所做的报道。我的以下看法不仅仅是根据这篇报道,而是我长期关注行内动态的结果,但是孙滔的报道中有一些信息可以拿来作为例子。

我觉得,作为《科学新闻》而不是《南方周末》,更不是新语丝,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不能仅停留在“曝光”的水平上。因为办《科学新闻》的人应该是懂科学的人,他不是公众,不是只能作为局外人去观查和调查;相反他们就是科学家(在此我暂时不纠缠于这个称谓的恰当性)本身,对科学界的一切道德、规范的背后理由应该是清楚的。例如:为什么不能一稿多投?一稿多投对科学研究的害处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存在,从报道的开头就体现了:

记者在美国《科学》杂志刚发表的检测涉嫌剽窃论文的Déjà vu的数据库中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某研究员的两篇文章存在一稿两投的嫌疑,在收到记者邮件后,该研究员作了上述回复。

她告诉《科学新闻》,“当时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英文文章在国内再用中文发表,不属于一稿多投,还有利于中国的读者了解最新研究。基于这种想法,由几个研究生合作改写成中文发表了。《中风》期刊(Stroke)的文章我是共同第一作者,而中文版本加上了参加改写的几个作者,保留了原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像这位研究员的这种“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借口,其潜台词似乎是说,反对一稿多投仅仅是“大家目前的规范”,并不是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的天然要求。因此事主尽管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主体,也并不能自动感受到“一稿多投”的害处,自觉遵守“规范”,一“不注意”,就会犯错。

其实,相比剽窃和造假,一稿多投问题更能切中科学研究进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剽窃和造假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都等同于说谎。而“一稿多投”的负面意义,最初只是源自是出版业的利益关系。在科研领域内,这层理由也同样不例外,但却不是全部理由。文章发表数目关系到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和晋升,一稿多投增加了发表数,也就等于说谎。这是在科研界特有的一层理由。

今时今日,“科学家”不是远古时代的不食人间烟火智者,也不是近代的欧洲开明贵族,而是仅仅是一个饭碗而已。同其他打工一族一样,科学家同样面临着待遇和晋升问题。这一转变早已发生了,但科学文化目前尚未完成这一转变。科学界充斥了大量“打工仔”,其操守却仍然像法拉第时代那样靠科学家个人追求的口味来保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仍然没有正视“科学”的世俗性和职业性,不去考虑建立详细的行业规则,而是至今还在强调“道德自律”,体现的是文化步伐的落后。孙滔的报道中这一点也很鲜明:

不过国外依然有很多案例。

“我们很吃惊也很遗憾地看到了那篇文章,我认为他们不能被称为‘科学家’。”

这段话说明,“科学家”是一项荣誉称号,不是一个职业,一个雇佣关系。

然而科研真的能够避免“雇佣关系”吗?科学的力量已经受到了国家的企业的重视,它不再是像波义耳或卡文迪许那样的贵族阶层以自己的财力支撑业余爱好了。国家召集科学精英为其未来的科研投入的立项进行论证,所依据的也不是科学家个人的标新立异的兴趣,而是基于对整个世界发展势头的评估去确定我们自己的方向。国家投入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是要回报的,更不用说民间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了。发表在期刊上的几乎每篇论文都清楚地写明了资金来源,这不仅仅是一句鸣谢。

然而,这些关系被掩盖在了科学一如既往的进取和知识共享之下,让局外人还以为科学还是那个源于十七世纪的经典而古老的精神探索,不受人性局限的污染。科学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但我们对其各单元的生产运作流程没有预警、监督、控制和回溯的能力,只能靠出事了之后由媒体曝光,由用户(其他科学家)曝光。这个似曾相识的情形不是中国的食品行业现状,这是全球的科研行业的现状。直逼科学家们的现实却是,当前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基金申请数量已经远超目前的审议能力所能处理的程度,文章和基金申请竟至审不过来,也找不到专家,已经成为严峻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基数,难道我们还认为里面不会有投机取巧、鸡鸣狗盗之徒吗?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在科学家群体里就会例外吗?媒体曝光个案,大众感叹一下今日科学家的道德沦丧,有意义吗?

一稿多投,伤害的到底是什么?

P.S. 奥巴马于本月9号颁布了关于科研道德(scientific integrity)的一份备忘录,美国在面对科研道德问题的建设性决定值得我们参考。

战后一位日本研究生的经历

198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流动的固体》,是日本流变学家中川鹤太郎写的极其小巧的科普书。32开的书总共只有151页!同时代日本还有一本差不多薄的书叫《相对论浅说——宇宙时代的常识》。我是初三的时候才从中学的图书馆里找到这本毫不起眼、破破烂烂的旧书的,当时我就惊叹于相对论能够用这么小的篇幅讲明白,而且看完了之后发现还真讲得特别明白。作为一个搞化学的人,我的相对论水平基本上就是那个小书的水平,却觉得够用了。遗憾的是,量子力学方面没有类似这样的小书,现在我不得不从又厚又艰深的教科书啃起。唯一带有一点科普味的可能要算费曼物理学讲义的第三卷了。

说回到《流动的固体》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里谈到了他在战后进行流变学研究的事情,我觉得读起来很有意思:

战争不久结束了,我从军队又回到了大学的研究室。在确定研究题目的时候,我感到当初那个毕业研究题目——“泡”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有点复杂了,太困难了。我请求老师给我另外一个题目。当时老师给我的题目就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就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老师给我的题目叫作“液体的拔丝性质”。所谓“拔丝性质”,用普通的话来就是“纳豆和蛋清为什么能拉成丝”的问题。

虽然说从老师那里接受题目后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可是仔细一想,这个“丝”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那个“泡”。拔丝性质当然是物质的一种性质,但是要弄清楚它的形成原因,必须测量其它一些性质。我想测量一下表面张力。可是,关于这个问题,德国的一位叫奥普林的学者曾经说过,拔丝性质与表面张力无关。看来,与拔丝性质最可能有关系的是粘滞性。我们知道,糊状的粘性液体容易拔丝,可是奥普林对此也作过详细的研究,并且认为,与拔丝性质有关的不仅仅是粘滞性,而是粘滞性加上“某种性质”。这个“某种性质”是什么呢?以奥普林为首的几位学者当时认为,这个“某种性质”也许是像弹簧那样的伸缩性或者象橡胶那样的拉伸性(即弹性)。“液体有弹性吗?”这个问题在当时还只是一种设想,因为那里还没有测量过拔丝液体的弹性。

感想:这段话提到的“液体弹性”的提出,其实就是“粘弹性”(viscoelasticity)概念的提出,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这个词成了超过一个世纪以来一大批流变学研究者的饭碗,成就化纤和橡塑制造工业。

爱好实验的我总是喜欢用手做点什么或测量点什么。我决定制作一个能测量拔丝性质的实验装置。

当时是处于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吃的东西很缺乏,当然也买不到实验用的电动机之类的东西。即使能弄到手,怎 奈研究室内几乎每天停电。因此,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地球引力来作实验装置的动力。于是我作了这样一个实验装置:……

……用重力作为动力,停电也就无关紧要了。……

感想:这是一段让我感到十分敬佩的,尤其是省略掉的关于他的装置的具体设计的一段。我也阅读了跨越粘弹性研究历史的大量研究论文,深知粘弹性的研究是伴随着测试仪器的进步而进步的。然而无论哪件仪器设计,动力装置和感应装置都是必不可缺的核心部件。该书的作者、年轻时代的中川鹤太郎在物质如此缺乏的年代仍然倒腾出了有效的实验仪器,这种智慧和精神实在是经典的科学家精神。现在仪器厂商服务到家,这样鲜明的创造行为很难看到了。现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中国的研究者,不重视仪器的改造和设计。殊不知大量科学革命恰恰是新仪器和新手段的使用所引发的,远的就如放大镜的发明使人们既看到细胞又看到了月球表面;近的如光速测定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直接结束了“以太”论,为相对论打开了大门。

怎样测量拔丝液体的粘滞性和弹性呢?关于液体的粘滞性的测量方法,作为一个化学工作者,我是知道的。但是,液体有弹性吗?如果说有,怎样测量它呢?如果是测量固体的弹性,那么只要查阅一下物理学和机械力学的参考书就可解决问题,例如测量一下大体受力时弯曲多少,伸长多少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需要测量的是“流动液体的弹性”。

正在困难当头之际,我在岩波书店出版的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了东京大学理学部地球物理学系的久山多美男先生写的一篇“粘弹性系数的新测量方法”的简短报告。这是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的事。报告中讲到,这个方法不仅可以测量粘性液体的粘滞性,而且可以测量它的弹性。初次看到“粘弹性”这个名词还觉得新鲜。我想,久山先生也许是在日语中首次使用这个名词的人了。用地球物理学家想出的测量方法来研究”拔丝性质“这个化学问题,对于我这个学习物理化学并专门从事物理性质研究的人来说,确实是件愉快的事。当时对于物体的流动与形变性质作过专门研究的化学家几乎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是开始学习,同时制作了前面讲的那套测量装置,对拔丝液体的粘滞性和弹性进行了测量,研究了粘弹性与拔丝性质之间的关系,作了拔丝性质的研究。

感想:我国又是谁第一次提出“粘弹性”这个中文词的呢?莫非是于同隐?“粘弹性”原来还是源于地质学的吗?我原本是知道地质学也使用“粘弹性概念的,但一直以为它借用自流变学,而不是相反。看来,地质上的“粘弹性”同样有趣。

与今天相比,在那个时代科研工作者要获得一篇两篇的相关论文,是多么费劲,又是多么认真对待!从中川鹤太郎描述他看到的《科学》杂志那一段的字里行间就能体会到了。如今,我们查找一篇文献有着这么多的途径,人却反而懒了。不过,如今垃圾化文也多了,一篇论文也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现在动不动要浏览的往往就是上百篇的论文,像中川说的那样“困难之际在某书局看到《科学》杂志的一篇简报”这种事情,也许只属于他那个时代了。

一般人不太留意生活中的流变学现象

我自己是研究高分子流变学的。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流变学呢?但是,流变学这回事,对一般人来说既陌生又熟悉,不容易找到切入口。

说熟悉,是因为每当一个家庭主妇在做蛋花汤之前熟练地用筷子打鸡蛋的时候,就是在进行着一项非牛顿流体的动态力学实验;当人们品味着一颗高级巧克力的“口感”时候,就是评估巧克力在大剪切场(咀嚼)下的粘弹性。还有更多的例子,例如兰州拉面和拔丝地瓜。在食品和化妆品中所有的使用体验,可以说都其实是流变学性质,每一位精明的女性都很大程度上是流变学专家。

但是,流变学研究毕竟不是办美容杂志,流变学家也不是一些食家。它的任务是研究这些流变现象的原因和规律,上升到理论,为生产企业提供指导。一般人平时熟悉这些现象,但很少人把它们当成类似“水分蒸发”或“食盐溶解”那样的“科学现象”,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科学内容。大家对这些流变现象也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物质的流变学性质,对生活用品的使用过程影响往往不大,其涉及的最多就是“口感滑不滑”之类的消费体验,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决定用口质量的主要因素。

流变学变得很重要的地方其实是高分子制口的生产企业。在塑料、橡胶和化纤生产过程中,都是把原材料熔融成“胶”,不断地搅拌、挤出以便混进必须的添加剂。在此过程中,如果不注意材料的流变学性质,不仅出来的产品容易出毛边、回缩变形、或者颜色不匀等问题,甚至在生产过程的半路中途出毛病,以至损坏机器设备。流变学是高分子制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必修课。我们常常感到名牌电器外壳往往形状统一、表面光滑、配合精确、色调高尚,而“山寨”产品的外壳则参次不齐,看上去就显得低档。这是因为大型厂商在生产中更重视学习和利用流变学知识的结果。

因此,流变学的知识,就算走出实验室,也就止步于工厂,一般大众很难体会到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