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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作文”的思维模式

我发现有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很多“国人味儿”特别浓的言论,其实都来自这种思维模式。

比如,有人问,你最喜欢的物理学家是谁?大家纷纷回答,有回答费曼的,有回答爱因斯坦的,也有很多人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举出了一些专门的人。

这时,张三就来了一句:看了所有答案,没有一人提到中国人的,多可悲啊!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没有一个值得喜欢的物理学家吗?

这还没涉及到我所说的“命题作文”思维。

我说的这种思维出现的场景是,假设我们反驳一句:“有没有值得喜欢的物理学家,跟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有啥关系?”并且心里十分自信,这根本没有关系。这时张三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官话套话,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论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数千年智慧的积累,……等等。

值得关心的不是这些言论本身的荒谬性,而是这种模式的普遍性,以及之所以普遍的原因。因为我发现,懂这么说话的人,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简单的鹦鹉学舌;他们是能够很灵活地“举一反三”地应用的。这一定是来自于某种思维模式。

有人会说,这种“胡扯自由”来自我们缺少“说理教育”。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过,这里再次引用:

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多形象思维,主要是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小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接受了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凡事只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似乎就能够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不管这个道理的普遍性、完备性与纯粹性是否存在。比如,中学作文课上一写论述“人言可畏”的话题,我们就会举出阮玲玉等人遭遇流言蜚语的悲剧作为例证;一写议论“人言不可畏”的文章,我们就会举出富尔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不畏人言、坚持不懈、取得成功的事情作为例证,然后把从这些个案得到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得出了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结论。大家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件事好像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或许就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学生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乃至于当今一部分教授还是继续了这种思维模式,论证问题时没有注意到所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前提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盲目找资料论证,其实就是想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完全的结论。例如,在讨论价格改革时,不去界定自己所研究的价格是狭义还是广义价格,就开始了论述。又如,在探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张时,忽视了这个主张产生效果的前提。这种现象在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屡见不鲜,有人快速地把一本书写完了,但没有界定清楚自己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采用循环论证方式说明问题,真是可怜。可以说,当前内地的学术界多的是一些鸡毛蒜皮式的典故式论证,少的是前后一致的严谨理性论证。

但更深的问题是,脱离了说理逻辑之后,“国人式”的说话就是完全毫无章法的吗?显然,我们并不是什么都能说——远远不是。那么如果说有另一种章法,那它是怎样的?

以前的文章也有一段话可以回答:

中国人是对人不对事的。人好,说的话就对;人差劲,说同样的话就不对了。因为中国人没有那个脑筋光从一句话本身来判断?还是中国人太懂得联系关于人的信息来做判断?还是因为在中国人社会,人的因素确实比事的因素重要一百倍?因为反正“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在中国人社会生存需且只需搞清楚君臣关系,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一个不那么偏激的,或因此更普适的版本就是,国人式的思维模式是“命题作文”的思维模式。“因人而异”可以宽化为“因题而异”。不能直接质疑不准被质疑的人,则可以宽化为不能直接质疑既命之题,就好像考试时的命题作文那样。因此,无论本身多荒谬的命题,被命了之后,都要挖空心思地去为它找补回来。

这样的思维是自古就有的。这样的思维才是真正的“几千年文明古国智慧”。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巨型的语库。许多人平时喜欢说的“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就是自豪于这个语库在面临任何一种命题时的“万能性”。

科举制(从唐朝开始至今)可能是使这种思维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射其光辉的重要因素(“重要因素”一词就来自这个语库)。今天有一个新词形容科举制的平均产物,叫做题家。

从Nature杂志关于俄罗斯的科学研究的报道所想到的

Nature杂志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报道过多次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政策,口吻都是十分敌视的。

如果尽可能无视这种敌视视角下的叙事,仅提出这些报道中的事实部分,或者跟俄罗斯无关的其他评论,倒是可以看到一个与西方关系剑拔弩张的国家,其科学家群体的心情。由于这种紧张的国际关系,俄罗斯国内对国际交流活动也收紧了,各种“外部机构”被关闭,一般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被审查,例如一般认为科学研究很难脱离国际交流,连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之前也要先被审查。

当然,我们很清楚西方媒体的伎俩。它们抓到的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只是俄罗斯国内的次要、偶发现象。这些错误的政策范围多大,是否被迅纠正,是不会被西方媒体后续跟进的。但我们同时也很清楚,如果一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国家收紧国际交流的动作也并不令人意外。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否“自给自足地”、闭门造车地进入良性发展?所谓“良性发展”是指这种科学研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军事实力,使得这个国家可经持续与西方抗衡。

另一个相关的命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与西方敌对的状态,那么怎么既保证国家安全,又不让科学工作者感到政治压迫的恐惧?

我国关于这一命题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两弹一星”的例子,包括杨振宁回国与邓稼先见面的事情(针对第二个命题)。

特别是,前苏联有着一个非注流科学哲学干扰的传统,可能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俄罗斯。我经常阅读俄罗斯人发表的论文,常常能从这些论文语言中感到一种科学方法层面上的庸俗、肤浅与僵化。这种感觉是似曾相识的,特别像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中文论文中体现出来的特征。这种科学方法上的无知状态是很难在封闭的情况下得到改善的。我国的情况也是在大量77、78届中出国深造的人回国并渐渐代替原有的上一代本土科研工作者之后才得到扭转。冷战时期的前苏联之所以能够独立成为科技强国,要十分感谢Frenkel及时把20世纪的理论革命带会到前苏联并培养了一批前苏联自己的顶尖物理学家,包括朗道。Frenkel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也为坚持抵抗政治以哲学的名义对物理学研究的干预作出主要贡献。相比之下,化学和生物学则不幸各自陷入了这种干扰中(共振论和遗传学)。

相对地,冷战时期的美国,或”西方阵营“为何不能算是”封闭地发展科学“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国是否“封闭”并非关键,关键应该在于该国是否有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如果说民主和自由才是适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同时国与国之间冲突本质上都是利益冲突,那为何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就不能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继续因利益而产生冲突吗?例如我国为何不能同时搞民主自由又视美国为敌?

知乎:到底是大多数研究生没有掌握对方法,还是硕博研究生压力真的非常大?

原回答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5819852/answer/2021865984

太长不看可以只看黑体字。

很多同学可能对科学研究的认识还属于归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视角,这些诠释在科学研究的微观层面上经常与实际吻合,但它不是科学史的主要驱动力。我觉得个体虽然是微小的,但反而要超越日常的微观层面,去认识自己在历史的位置和角色,才能获得安全感和意义。这就不得不基于一个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的关于历史与个人的理论。在“研究生压力很大”方面,关于科学研究的微观视角虽然也许能告诉你每天做的实验、读的论文都是for what,但不能告诉你跑来读研、将来留校拼职称和名衔都是for what。我倒是觉得,科学危机范式论和研究纲领能为后者提供某种回答。二十世纪中期之后我们基本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因此在此之后的科学研究基本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按照二十世纪初所描绘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保护带的修建”。因此在这个年代任何一个细分领域的研究者(尤其到了今天)都会强烈地感觉科学研究有一个套路;同时这一 个时代的研究生就算排除所有导师本身极品的因素也大多会分析出研究生本质上就无法逃离“打工者”的性质。他们若非帮导师打工,那也是在帮“保护带修建”这个时代工程去打工。同时,现在大部分科学研究课题的探索性、未知性就很小了;或者说,不对未知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作为常规科学家的你仍然感到有很广阔的生存空间。因为99%的科学家其实是常规科学家,所以大家习惯了享有这种空间,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必然要保证提供得了的饭碗(“做点常规性的工作就应该要吃上饭”)。尤其是,国家之所以能够对科学研究进行宏观计划,发放经费,基于的也是即有范式和研究纲领的稳定性;大家撰写指南、基金申请书的时候,逻辑上也必须摆出既有范式和研究纲领,拜对了山头之后,再去论证为何一件事情是在此研究纲领之下的“保护带修建”。因此,至少所有吃国家饭的科学家都首先必须扮演好常规科学家的角色。他私下是否有意识、有意愿、有空间和余力去做一些触及范式本身的研究,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以上所说的科学研究所面临的状况,是当下1%的研究生所面临的。这1%的科学研究尚且还是为了给教科书续写章节,是在进行“保护带修建”,十分基础。剩下的99%研究生处于的不是这种基础研究,而是半应用或应用研究。因为从20世纪以来我们认为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所依赖的技术进步要基于对自然界原理的认识。这是为了改进18到19世纪初我们由于没有认识到科学对技术的重要性、技术发展独立于科学研究,因而十分缓慢的问题;这种认识是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亲历的科学知识的应用与转化对技术的加速作用所获得的,因此在战后几乎成了无庸置疑的dogma。因此各国的财政实际上养着一堆“转化者”。至于这种转化发生在哪里是最有效的,各国都有经验教训。我们国家目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改善的空间。很多研究生明明在高校,但却做着“转化”,因此白干;因为转化实际发生在企业。

但是随着复杂性的难题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认识(基于还原论的)科学原理能促进技术发展”这一条不再是100%正确了。从很多领域来看技术的发展恰恰正在受阻于科学原理的认识,还不如交给AI。从现在的技术可能来看至少可以说我们可以不具体认识某一技术的原理就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尤其是在还原论范式碰到困难的地方。例如真实物质(材料)往往有跨尺度的长程强相关性和复杂的宏观响应,要从化学(分子)层面就控制好材料的宏观性质,我们提出了很多非还原论的、但是在60%的情况下行之有效“模型”,这也是各材料学科的学生主要学习的(either 在学习基础理论物理之后额外学习这些模型 or, more often, 放弃对基础理论物理的学习主要学习这些模型),然后在那这些模型失效的40%情况(工业上这可能是所有情况),仍然需要十分原始落后的试错。因此大工业可能花了很大的代价去建立研发部门结果也就解决了60%,还要挖有经验的人去做那40%,这成本如果价格卖不高还收不回来。因此小商品领域几乎从来没有采用过所谓“科学原理能促进技术发展”这一思想(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是象牙塔里的教师们对工业的误解),一向是“调一调、混一混”的“炼金和占星”,是前现代科学的一种方法,所以“配方”比一切都重要,而不是“学历”。再者“制造业不是资本的目的而是资本的手段”,说抛弃就抛弃。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将会更加扭曲。今天一来想要钱生钱有新的金融产品来收割韭菜,另一来制造业也迎接AI时代。因此,一来科学不再与技术(人类的福祉)绑定,可能从新回归其好奇心本质,从而会被国家资助抛弃(资助你纯粹满足好奇,还不如资助实打实的技术进步,而这两者现在分开了无关了),二来工业界也不需要知识丰富的人,而只需要数据和AI,三来资本不需要工业界(或者只需要放置在穷国)。

很不幸运地你就活在这个时代。但是很幸运地寿命是有限的你只需要保证短短的几十年内你满意就是了。那么你读不读研?读研干什么?不读研读啥?不读书了干什么?人脑有什么价值?作为肉体人你卖点是什么?你学好“如何读论文”,牢记什么“很多人读论文第一步就错了”……到底为什么?你成为读论文高手是成就了谁?想明白了当然好。如果想不明白你也可以明白你一切不幸都怪这些问题想不明白,会比较坦然,不至于去跳楼。

我给一下我本人给我自己的回答吧。

我做好学校、学院要求的任务,一般情况不会失业。因此我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做科研的时候求索什么问题。当然,我能作任何选择也都是恰好我之前读研和之后所在的实验室就是满足这种选择的,我不用付出为了选择而进行转换的代价。我选择做一些研究纲领的修补工作,希望若不能为出版的教科书续写章节,也至少能为我脑中的教科书续写章节。研究纲领的修补是体现人的学术思考的,写在了论文上,署了名,代表了我曾为这个时代的研究纲领思考过一个成立而值得值考的问题。无论科学史发生多少次危机,对旧范式的修补动作只要足够重要也会被科学史重点记录的。范式本来就是会换来换去的,科学家不应该只追求范式转换的荣誉(那样也许会变成一个民科)。活在常规科学阶段的科学家兢兢业业地辨识、修复范式的内在问题,就同时是在为范式的危机提前到来添砖加瓦,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但是我就不去做应用项目了,因为我们领域现在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首先就不适合在高校研究所进行解决,而应该在企业、在现代车间解决,这是我之前说的“转化发生的场所”是错位的;其次这种解决也不依赖各科学原理的丰富程度因此也不呼唤“科学家”只呼唤“工程师”;不呼唤传统知识结构(先学工程数学再学工程力学、化学工程、电工学……)的工程师而呼唤“AI应用工程师”(既熟练AI的基本技能(在将来不久AI就会商业化就好像现在学个python一样所以你去蓝翔技校考个AI工人证 书)用于解决具体工业问题的工程师)。所以我就不去掺和一切应用。虽然我现在是“材料学院的老师”,但已把自己定义为“材料工业的白痴”,因为很快啊,明年吧,不不不,昨天就已经了,去年!!——总之anytime,材料工程实际就不再是你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的目录所看到的那样从原子排列晶体缺陷出发的了,而是基于AI了。明年建立的新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一上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是讲人工神经网络的了,不讲分子了。分子没用。知道分子知道非平衡统计你搞的材料还是过不好它的一生。

那我是啥?我是历史的介绍者。我上课还讲什么原子分子,讲什么热力学、经典时空、标架不变性……只是介绍人类的认识史。因此我讲这些的时候并不渲染成一种“必须承认、必须记住、因为有用”的知识,我花很少的时间在最后结论上,我甚至不以学生对技能的掌握程度作为教学的目标(因而期末考都很容易过);但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科学史上,甚至把课直接讲成一门科学史的课(幸亏我不任什么核心重要课程,都是选修课,比较自由)。我主要希望帮学生“认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培养工程人才(即零件而且还是将要淘汰的机器的零件)。——这难道不就恰好是高等教育的本来目的吗?教育是为了人的,需要一种把人当人看的教学。

另外还一点就是我很受新实验主义的鼓舞。虽然这个学说有很多问题但我主观倾向上很喜欢。因此我十分关注测量——当然是那种基于最少理论的测量。这也是我的研究的一个着重努力的点。我希望至少做出别人愿意用的测量结果。“别人”是指未来的人,甚至范式都已转换了的人。其实今人也可以去翻旧范式时代的人的测量结果(例如燃素论者、以太论者的论文)并依然被这些作者的智慧的光辉亮瞎双眼。实验是不朽的。做一个experimentalist比做一个theorist高级。

你之所以不耐烦去看旧范式时代的人写的论文,是因为你急着给当下范式或它的某个代言人交货,你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当一个常规科学家。

(顺便一提很多反民科人士的反法也是从一个常规科学的角度来反的。民科往往从意图上是想要改范式,他们不入流只是范式的改法不符合科学史定义的科学因而确实是民科。但很多人反民科只是一个常规科学家对范式修改的反对,他们的理论工具是科学的微观操作诸如归纳逻辑证伪之类,或者直接诉诸于道德和动机的人身攻击,或者网暴人家。这太不上道了。)

我想以我的例子说明的是,人是不会被专业定义的(我本科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你考进或考不进一个专业不会让你怎么样。别人花四年时光学了有用专业;你花四年或八年时学了无用专业,不会让你怎么样的。但前提当然是要学习哲学,学习历史。在很多人那里可能甚至还要强调学习语文和英语。

关于涉及到的一些科学哲学概念,可以去参阅A. Chalmers的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