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文学创作不要对号入座），我们做大幅振荡剪切（LAOS），需要对一个非正弦周期信号进行谐波分析，在计算机上自然就要做快速傅利叶变换（FFT），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证相干取样（coherent sampling），否则，FFT结果就会有谱泄漏（spectral leakage），在谐波峰旁边边产生一片较宽的“裙带”（skirt），具体知识参考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
由于一般来讲均匀物质的流动行为是各向同性的，因此振荡剪切的响应是对称的，谐波分析出来理论应该只有奇次项。实际出现偶次谐波的原因有可能来自剪切不均匀或者壁面滑移等不理想情况。有一个数据，FFT之后，有比较明显的偶次谐波，假如某A同学问我：
“那咱别搞相关取样，让那个裙带把偶次谐波盖住不就行了么？这样数据不是更好么？你不是说偶次谐波是不对的么？”
我觉得这种思维很有典型意义。我可以进一步逻辑演绎一下。
——“那假如说现在偶次谐波是我们需要的呢？”
——“那就要相干取样。”
——“那你干嘛不直接用手画一个你想要的分析结果？”
——“手画画不好，画不像”。
——“那至少可以自己产生一个符合要求的信号来做就行了，不用拿真样品去做流变测试了。”
——“咦？好主意！”
先演绎到这里。我很相信，如果这时有人大骂A同学“学术不端”、“造假”之类，A同学会感到很委屈，因为这本是多么自然的想法啊。看得到问题的人，当然是不同意A同学的，但是深究起来，这也无非是“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之争，在最近的新闻背景下，也可以说是“张显与李玫瑾之争”。
我们国家的无知大众特别热衷于批判“学术不端”、“造假”背后的“阴谋”、“泯灭良心”和“道德败坏”，认为这些就是唯一的原因。中国老百姓对于社会的问题、人的问题，除了祈求“道德自律”之外，基本上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中国的大众思维似乎严重地把“正义”和“正常”混淆了，或者说等同了。这是典型的“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善、正义、好人、圣人等等是本不需要人为造就的，是能够自然产生的；而恶的东西则是不正常的，是一些干扰因素的结果。既然善是这么容易做到的事情，难道还需要分析、研究和努力去造就么？在西方文明那里，一切恰好相反。“正义”变成一种需要特地维持、争取的东西，一种一不小心就会失去的东西；而“邪恶”则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所以为什么说东方文化是“羞耻文化”——“善”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难道不该羞耻吗？而西方文化则是忏悔文化——“恶”在我心中，因此天天要向上帝忏悔。
也正是因为这种信仰差异，东西文化对恶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西方社会认为恶一定会产生，因此想方设法预防和阻止。而东方社会——目前只剩中国了，因为日本啊韩国什么的都西化了——则往往事前不管，等到事后了，又只进行道德谴责。西方文明由于认为人性本恶、恶即人性，因此研究恶就是研究人性，出现了心理学。而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研究“为什么恶”，就相当于为恶找借口，是恶的帮凶。所以李玫瑾的研究是不受中国人待见的。她要是在文革时期，早就死于非命了。
说那么多就是为了说明，A同学是无辜的。为了研究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又进一步推演一下：
——“那要是科学研究都是这么搞的话，那就发现不到什么真理了。”
——“发现真理这么伟大的事，哪轮得到我呀。就算我认认真真做好一个流变测试，也没发现什么真理。这些研究都是发发垃圾文章，混个学位。真要发现真理，我一来没那机会，二来自问也没那本事，三来与当前无关，老用这个冠冕堂皇标准来衡量当前的工作，岂不是很虚伪？你的研究又发现了什么真理了么？”
——“那好吧，就不谈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到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小到化工厂的工艺问题等。这些情况不是你想卫星上天，画个能上天的结果，就真能把卫星送上天的。”
——“这些工作目的很明确，谁乱搞当然谁是傻瓜啊。我现在做研究目的也很明确啊。刚才已经否定了“认识真理”这个目的了，我觉得真正的目的就是发文章毕业。所以我的做法才是有的放矢。你把你的卫星送上天，我毕我的业。”
演绎到这里，A同学就更没有错了。问题当然不在A同学这里。呈现给A同学的整个环境现实，必然导致A同学这种做法。什么环境现实呢？我能力有限，只能举出几条。
第一、科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行业。科研工作者是一个职业，就好像医生、教师、记者那样，固然有“职业道德”和“理想”一说，但不能排除纯粹挣钱养家混饭吃的人，甚至是弄虚作假的人。所以说不能整天拿“发现真理”来说事。倒是要经常拿“工资”来说事。
第二、搞科研的人太多了，特别是基础研究。真正的重要的科学问题就那几个，不多，也很难，目前也已经有牛人牛组在做，也能做好。在这些牛组里做研究就确实是为了发现真理，没有造假的动机。那不就够了么？但由于还有一大堆科研工作者，要考核要发工资。因此就产生出了很多proposal，要发很多的funding，出很多文章。就举中国人发文章数全国第一的领域——化学、材料学方面，有太多文章都是你顶个碟子发一篇，我顶个碗儿又发一篇；你站地上顶发一篇，我走钢丝顶又发一篇。科学问题太少，轮不到自己，那就多想出来一点“科学问题”呗。有很多“科学问题”，你不去顶个碗儿r 的话本来是不存在的。结果你偏去顶个碗儿，那才会出现“顶碗儿的基本物理问题”这种proposal。正是由于人太多，所以有太多研究目的远不如“发现真理”那样激动人心，所以才会有了A同学的感觉。
第三、基础教育的失败。这个失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学本科教育出来的人又蠢又懒，又不懂做人，用人单位不满意，以为是书读得不够，因此学历要求往上靠，这又导致研究生教育变成学历孵化器，大家过来都对科研不感兴趣全是混学历的，完了用人单位发现就算博士了也还是又蠢又懒又不懂做人，比较悲催。另一方面是，大学本科教育，也包括中小学教育，不是在教学生“critical thinking”，而是在教学生分数万岁。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要找个“打分标准”或者一个比较明确的现实目的，对过程没有任何兴趣和遐想。这也造就了“结果正义”打败“程序正义”的思维。什么事情，如果不打分、没结果，就绝对不会去做，天然地拒绝了“看小说”、“听音乐”等“陶冶情操”的活动；就连看电影也只关心剧情，再好的电影，看过了就不想再看——因为剧情都知道了还看啥？不懂欣赏不懂回味心灵贫瘠，当然就出不了“大师”了，只能出来一堆民工。
本来这是环境的问题，但中国老百姓很喜欢找某个人来骂，好像一切不好的事情都不过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缘故。这仍然是“性善论”的影响，在他们脑中“善”是像汤那样普遍，恶无非是外来的一颗“老鼠屎”。而且中国的无知百姓往往还认为人要在不恰当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中行善，做雪中送炭之事。因此中学老师要求涨工资是会被全中国老百姓骂倒的——你不就应该做那“辛勤的园丁”么？在当今中国老百姓心中，最好老师是“辛勤的园丁”、医生是“默默无闻”的啥、工人又是不求回报的小蜜蜂什么的，一切都愚蠢的美好——这些不都是本该如此的么？谁爱关心老师为啥要钱要接外快要涨工资啊？除了道德败坏之外还有别的理由么？其他一切理由都是借口！说什么“市场经济”那都是借口。我很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的老百姓，所以又整风又反右又文革，希望把人改造成这样的人，改造不了的就清除掉，最终使世界变成如此美好。所以为什么说毛泽东是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毛时代，至少从环境做起，希望呈现一个这样的环境来使人变成这样的人。现在是“改革开放”时代，环境早就不同了，可是大众的思想还没改，至少没完全改。很多人的状态就是自己做着苟且之事，然后上微博到处要求人家。
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好像说出来怨不了任何人，其实已经点出了该怨谁。整句话只出现了一种人——百姓——就怨百姓自己。说研究犯罪心理学是为罪犯开脱，岂不活该下次罪犯弹钢琴弹到你头上么？